《嘉年华》的英文名是“Angels wear white”，直译是“天使穿着白衣”，很有味道。“嘉年华”是传统的狂欢节，是有很多娱乐设施的儿童乐园，对于孩子们来说它就是“快乐”本身。

上映之前很多人说这是中国版“熔炉”，看过之后我很庆幸它并不是，它就是《嘉年华》，不需要被其他影片来定义。

其实从名字便可看出创作者不同的关注点。

熔炉，弥漫着硝烟的黑暗，压抑沉重，电影也是如此，残酷的现实让人绝望，看电影的时候那沉重的氛围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看罢你可能会落泪，可能会愤慨，也可能会绝望。

《嘉年华》不是，它拍得极为克制，这种克制不是精明，用智慧、仁慈来说也不恰当，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更愿意认为它是“温情”。这是一种温情的克制，这种温情，恐怕只有女性真正懂得，它根植于伟大的母性，最终落脚点是对子女的爱。它可能没有那么振聋发聩，但却足够真实动人。这种电影中难得的女性视角，近期来曾一次又一次打动了我，她是《明月几时有》里反对女儿革命的母亲在女儿出门后伴随着一声声的“阿妹，阿妹”送去的雨伞，她是《相爱相亲》中中年夫妻那一句“你唱歌怎么还是这么难听”“那没办法啊”的拌嘴。她就在我们身边，是寻常生活中的细腻温情，甚至就是我们自己真实的生活。我由衷地欣羡这些感性细腻的女导演们，并为自己能欣赏到她们的作品而荣幸。

回到《嘉年华》，它最打动我的是对孩子们受伤害后真实状态的描绘。不是我固有认知中的撕心裂肺，有那么几个时刻你甚至会觉得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只有孩子们的欢笑而已。她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第二天和男同学打架才被人发现受了伤，在医院检查后会懵懂无知地问“什么是处女膜”，会“没心没肺”地在游乐园的大喇叭里肆无忌惮地玩耍、喊叫，就像一切从未发生。真正让她们自卑、自责而落泪的，是母亲撕掉了她漂亮的衣服，怪她穿的太引人注目，所以她毁掉了心爱的指甲油、化妆粉；是警察一次次传唤她们录口供，质疑她们说谎，所以她蜷缩在卫生间脏乱的工具室里，独自流泪；是医生们一次又一次的“身体检查”，看来看去，所以她哭了，她不知道自己为何要经受这样的委屈。

我们粗浅地将其称为“二次伤害”，如果说性侵带来的是直接的身体伤害和长久的心灵创口，二次伤害带来的精神伤害可能是更为巨大的。因为大人们太过自以为是，他们不懂天使为何流泪。他们用正义、道德使自己冠冕堂皇，却忘了这样的“关心”孩子们幼小的心灵是否能承受。就像素媛所问“我做错什么了吗？”你当然没有做错什么，错的是这个社会。看到小文痛心地倒掉自己的指甲油，我多想对她说“你没有错，打扮得漂漂亮亮不是你的错，错的只是那个人面兽心的叔叔和不懂你的妈妈”。我们就这样，以爱的名义，撕掉了她的漂亮衣服，剪短了她长长的秀发，让一个花季女孩“长大”，让她变得“成熟”、“稳重”，多么叫人痛心！天使不是应该穿着洁白的裙子，在嘉年华中烂漫地起舞吗？

我们奋斗的意义，不在于驱尽邪恶，而在于用自己的身躯直面邪恶，把它阻挡在那片嘉年华之外。我想，我们真应该反思如何最大程度地减少二次伤害，让我们的孩子尽可能无忧无虑地继续玩耍、生活、成长。

《嘉年华》的另一条线是穷困的黑户女孩小米，在电影中我们甚至不知道她的大名是什么。但在我看来她可能才是导演更想述说的对象。

她时常在沙滩上仰望那座玛丽.莲梦露的巨型雕塑，她爱拍它的内裤，那里面是一个女人最珍视的东西，它不叫处女膜，不叫贞操，它叫尊严。玛丽莲梦露的塑像就是她的希望，所以当她看到它的脚踝贴满牛皮癣时会生气地撕掉它们；处女膜就是她的尊严，所以她宁愿勒索不义之财去办身份证，也不愿放弃这最后的尊严。贫穷是她最大的原罪，所以她几乎时时刻刻想着钱，回答律师问题要钱，删除录像要钱，虽然只是50块，即便生命攸关也只不过是1万块钱而已，为此她几乎放弃了道德底线，使自己变得贪婪可憎。我们当然可以指责她，可当我们真正想到她十六年的贫穷与苟且时，这种指摘似乎变得很无力。最后，当她嘴涂口红，耳挂坠饰，即将丧失这最后的尊严时，她竟突然紧紧握住它，奋力砸开铁制的锁链，奔出农村，骑着电车自由飞驰在车流熙攘的公路上。那时，她突然看到了被搬往他处的梦露擦身而前，于是她毅然奔向了自己的希望。

希望在哪里呢？可能是前方吧。那前方又在哪里？小米说自己喜欢这座城市的温度，乞丐都可以过夜。身份证只是她的临时庇护所，要到哪里去寻找那个永恒的温暖呢？她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但我想此刻，希望与自由已经足够温暖小米，也足够温暖寒冬中的你我。（作者：王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