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是把自然加以人格化和形象化的产物，它往往表达了远古人民对世界的认识和愿望，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形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

就神话的产生而言，中国神话和希腊神话神话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原始时代生存条件恶劣，人们敬畏自然，对一些尚未明白、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迷恋、崇拜，出于这种心理，便人为地塑造了神的形象，希望神能给予他们战胜恶劣的生存环境的力量，这给了艰难生活的人们一些慰藉。

中国神话和希腊神话的差异，更多地来源自他们本身蕴含的文化内涵。

中国神话很零散，并且大多篇幅短小，故事精干，而且只是叙述，一般不会有直接的情感流露，如《夸父逐日》，全文只有37个字，只讲了一件事情，只运用了简单的白描叙述手法，并不多加渲染。而希腊神话往往篇幅较长，情节跌宕起伏，并且形成了一定的体系，错综复杂，这也增强了希腊神话的故事性。另一方面，区别于中国神话的客观描述和情感的克制，希腊神话的情感是热烈的，外向的，而且往往带上一定的象征意义，如阿波罗对达芙妮的热烈追求，阿波罗追逐达芙妮正如太阳追逐着黎明，是一种外放的对爱亘古不变的追求的热烈情感。这样的差异和民族文明的孕育条件是密不可分的。希腊民族是海洋文明，开放，进取，天性中便有敢于冒险和奔放浪漫的成分。而中国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是农耕文明，与天讨生活，与自然抗争，更趋向于一种不外露、不张扬的生活方式，默默而坚韧，含蓄而保守。

文明的不同也决定了两种神话的价值取向的不同。相比较中国神话，希腊神话更注重自由与人性的本质，重视个体价值。希腊神话中的神是人格化的，神人同形同性。希腊神话中的神和人类外形并无不同，而且多是俊男美女。而中国神话中的神往往被赋与奇特的外表，使之蒙上神秘的外衣以区别于人，如女娲和伏羲，皆是人首蛇身，《山海经》中提到的刑天更是“以乳为目，以脐为口”。中国神话里的神在道德上高尚、臻于完美，威严，庄重，脱离世俗，高高在上，具有不可跨越的阶级性，神性与人性分离，没有人性的私欲，超脱万物，是神圣的，完美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是因为中国的大河内陆文明使得先民们重实际而轻玄想，重内在而少流露，中国的神便因此成为了人们所追求的道德的一个模范。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的政治影响，中国有人伦天理，三纲五常，这些对人均是一种束缚，为的是更好思想管制以达到安邦定国的效果。而希腊，海洋性民族性格与其城邦民主制度使其形成了自由、平等的观念，他们重视人的价值，所以表现在神话中他们的神也有人性的弱点。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华服美食，耽于情欲，敢爱敢恨，会嫉妒，会生气，自私，傲慢，所有人性中的缺点也在他们身上体现:宙斯风流，赫拉善妒，波塞冬残暴，雅典娜小心眼，阿瑞斯与阿芙洛狄忒私通……这也是为何希腊文明被马克思称为“人类的童年”。

这种对最本真的人性的洞悉和复刻，使得希腊神话在后期的发展过程中得以发展到哲学的高度，例如欧罗巴、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等名词的定性，这也给后世的西方文学留下了深厚的宝藏。而中国长期以来对历史的重视，则使得神话的地位被忽略，中国的很多神话都是作为历史填充的一部分，带着浓重的政治色彩，为政治服务，被加工、改写，失却了神话本身的“人”的天然，比如很多的帝王的神异传说，包括《史记》中对三皇五帝的描写，都是为了封建王朝造势，神话和历史混杂，纠缠不清，没有能够自己发展的条件，留下的更多只是故事和民俗，另外一个方面，中国的神话往往经过了文人的再创作，更多地是时势下在创作的对当时时代环境的教育意义，或是抒发编写者情感，不再本真、天然。作为一个没有断代的文化，这不能不说是一份遗憾。

希腊神话的另一大特点是人本主义和命运观念并存，既相信命运受主宰，又不肯轻易放弃。俄狄浦斯就是很经典的例子，俄狄浦斯在得知“杀父娶母”的神示之后试图逃离，他抗争，不愿屈服，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试图改变命运，但确恰恰走向了预言给他安排的道路，他这种刻意的举动反而加快了悲剧的步伐。然而，纵使命运无法改变，精神永存，希腊的文明一直在强调一个“人文主义”的概念。在命运不可改变的前提下，希腊人依然会选择抗争。这样的矛盾在中国神话中同样存在。如愚公移山、大禹治水，均是赞美了人对自然的征服，但也有很大的一部分神话，表现出对命运的逆来顺受，所谓“天意”，皆是命运的安排，至情处叹一声“苍天不公”！

2018.6

外国文学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