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讲述东西方思维差异的书，通俗易懂又不失严谨缜密。
作者是尼斯贝特，作为认知科学家，很长一段时间他都认为人类所有的群体都用同样的方式进行感知和推理，直到有一天，他的一个中国学生（彭凯平，清华大学社科学院院长）提出不同看法，才发现并非如此。
一、性格画像
首先请你看一段描述，你赞同吗？
• 每个个体都有独特的、排他的属性，而且人们都追求独特——在一些重要方面想要与众不同。
• 大部分人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当他们处于由自己的选择、个人喜好决定结局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的感觉会更好。
• 人们追求成功和业绩，这是他们个人目标的定位；他们发现有时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各种关系和团体会参与进来。
• 人们力求自我感觉良好。个人的成功和信心具有肯定特质，人们会因此产生心旷神怡的感觉。
• 人们追求人际关系的平等，在等级关系中，人们喜欢获得更高级别的职位。
• 人们认为同样的规则应该适用于每个人——个体不应该因为个人的特点或与重要人物的关系搞特殊化，从而享受特别待遇。
二、思维差异
先把你的答案放一边，我们来看看作者总结出的东西方差异：
• 关注和感知的模式：东方人关注环境而西方人关注物体，东方人比西方人更喜欢研究事件之间的关系。
• 关于世界构成的基本假设：东方人看到的是物质，而西方人看到的是物体。
• 对环境的控制能力的认知：西方人比东方人更相信对环境的控制能力。
• 对静止和变化的看法：西方人看到的是静止而东方人看到的是变化。
• 解释事件的方式：西方人关注物体，东方人看到的是包括环境在内的更广大的网络。
• 组织世界的习惯：西方人喜欢归类而东方人更强调各种关系。
• 对形式逻辑规则的运用：西方人比东方人更喜欢用逻辑规律来理解事件。
• 辩证法的运用：东方人在遇到对抗时喜欢中庸之道，而西方人更喜欢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
三、两个例子
音乐。中国的单声部音乐反映了中国人讲究统一的思想。歌唱家都要唱同样的旋律，而乐器要同时演奏同样的音符。而希腊人发明了多声部音乐，不同的乐器、不同的声音分别表现不同的部分。在孔子看来，那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左传》则用有关烹饪的比喻做了区分，一个好厨师做出的菜肴五味俱全，做出的是和谐而又鲜美的食物，没有哪种味道被彻底掩盖，其美味可口就在于每种味道求融而又不求同的魅力。
看风水。中国人倾向于研究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一点可以从有看风水的习惯得到佐证。要盖房子时，请风水先生看看风水，这很重要。风水先生要看地势的高度、盛行的风向、房屋的朝向与各种水体的关系等各种各样的因素，然后指出房子建在什么地方比较好。哪怕是在西化很早很深入的中国香港，那些最现代化的摩天大楼开建也一定会看风水。在西方根本没有这样的习惯。
说点题外话，风水到底有用没有，有用。只不过那些所谓精通看风水的，用的是伪科学，装神弄鬼有余，科学严谨不够。所谓风水，没那么玄乎，你只要知道环境会影响人的情绪，情绪进而会影响人的认知，认知再作用于人的行为，如此循环。比如，我们说要背靠山、房前有水，背靠山有安全感，房前有水则心旷神怡，那自然好。那些风水不好的，也都是让人心情不好的，说个极端的例子，关禁闭，让一个人在那种环境下生活几年，你看他心态如何，能干成什么事。
四、最初的问题
现在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关于那几点性格画像，是不是觉得好像就是说的我们呢？有点。这说明，西方思想很强势，我们东方人也受西方思想影响颇深。
当然，我不会大谈文化侵略散布恐慌情绪，文化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兼容并蓄，就像只有有性繁殖才能产生复杂生物，无性繁殖一条路走到底，要么始终在低层次徘徊，要么就是走向一条死路。
我们需要西方思维，西方思维也需要我们。我想提醒自己，保持一些冷静，不妨多从所在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养料。这可不是有些地方作秀一般，找一帮小朋友搞几个孔子学堂，各色人等登台捧场，录上几段视频了事。要真正深入中华优秀典籍中去找到共鸣。是的，共鸣，我们的根，毕竟是东方的。去年以来，早过而立之年的我，终于通读了一遍《论语》。我准备把每天读论语坚持下去，如今第二遍已经开始，我还准备一段时间以后，每天解读《论语》。
第一遍通读完，我有一个切肤感悟，那就是很多人生道理，孔子都告诉我们了。如果你还在为怎样做一个不迷茫的现代人而焦虑，去问孔子。
五、取长补短
限于篇幅，没有讲到东西方思维差异的根源。总的看，亚洲社会的集体主义和相互依赖的本质与亚洲人全面的、重视背景的世界观以及认为事件是极为复杂的、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信念是一致的，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或独立的本质与西方关注脱离背景的特殊物体以及与西方人认为“他们能够懂得控制物体的规则，从而能够控制物体行为”的信念是一致的。东方人的推理模式对西方的一些推理错误有着很有价值的启示，反过来，西方的推理方式也可使东方思想大受裨益。
对于西方思维而言，要注意以下几点：
1.形式主义。西方思维中的形式逻辑思维方式具有巨大的力量。以至于很多人认为：所有人的问题都可以借由逻辑解决，但只能运用形式逻辑来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对于复杂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而言，这未免太过天真。其主要原因，在于固执地把形式和内容分开，以为只运用有关形式的逻辑原则就可以进行推理，这就是西方的苦恼之处。作者甚至说，使形式与内容相分离，坚决主张逻辑方法，是西方人的两大恶习。此时，他们需要东方思想中辩证和联系的思想。
2.单一动机谬误。亚当·斯密在他那篇著名的为资本辩护的文章中写道：“为你提供晚餐的啤酒制造商、面包师或屠夫不是因为他关心你、关心顾客，而是因为他关心他自己。”这就是典型的西方思维，二元的“不是……就是……”的方式。为什么不是这两种动机共同作用的结果呢？亚当·斯密自己后来认识到了这一点，却被他的许多追随者所忽视，或者不为他们所欣赏。西方人认为每一个行为都有一个原因，而不是很多原因，人们的行为要么是由外部原因要么是由内部原因引起的，两者只能取其一。因此，人的行为可能是出于慷慨或者是为了满足某些自私自利的动机，但绝不是由于这两种原因。可见，西方人比其他人更容易受到这种“单一动机谬误”的影响。此时，东方“既是……又是……”思维就有空间了。
3.基本归因错误。社会心理学家的一个最重要的、得到最好实证的现象就是基本归因错误——就是倾向于认为另一个人的行为是由人的个性、能力产生的，而轻视很重要的情境因素。明显的是，西方人更容易犯这样的错误，而东方人相对不容易受这种错误的影响。而当形势在某方面比较显著的时候，这种错误对他们来说就更容易纠正。
对于东方人来讲，要注意三个方面：
1.矛盾 。矛盾“两边都有理”这种启发式的方式或许是理解所有比较明显的矛盾的最佳方法。然而这并非总是万能药。有时候，一个命题占有所有或大部分的真理，而另一个命题则很少或没有真理成分。往往东方人比美国人更乐意相信彼此具有矛盾关系的两个命题中的每一个命题，然而这会导致他们犯严重的错误。对于一个指定的命题，当他们看到这个命题与一个似是而非的命题发生矛盾时，竟然会比他们单独面对这个命题时要更加相信这个命题。这很容易看成是坚持中庸之道的结果，由于东方人对矛盾的敏感性的相对缺乏，使得他们没有足够强烈的好奇心，距离真相也就越来越远。
2.辩论。东方人喜欢讲“和为贵”，对于辩论的看法很多时候是有些负面的，比如俗话说的“空了吹”。然而，西方人通过辩论，获得了真理的标准。再不济，辩论也把或许有用的假想公之于众。西方这种辩论风格和思维习惯对社会的开明和思想的开放是很重要的。
3.复杂性。世界是个复杂的所在，这无疑是正确的，用这种态度对待日常生活或许是正确的。但在科学上，对于大多数复杂性不予理睬，通过高度简化和抽象，这样靠近真理的速度就更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