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在他的成名作《局外人》中讲了个小故事：
有个人早年离开自己的村子，外出谋生。过了二十五年，他发了财，带着妻儿回家乡。他母亲与他妹妹在村里开了家旅店。为了要让她们得到意外的惊喜，他把自己的妻子和儿子留在另一个地方，自己则住进他母亲的旅馆。进去时，他母亲没有认出他。他想开个大玩笑，就特意租了一个房间，并亮出自己的钱财。夜里，他的母亲与妹妹为了谋财，用大锤砸死了他，把尸体扔进了河里。第二天早晨，他的妻子来了，懵然不知真情，通报了这位店客的姓名。母亲上吊自尽，妹妹投井而死。这则报道，我（指男主人公默尔索）天天反复阅读，足足读了几千遍。一方面，这桩事不像是真的，另一方面，却又自然而然。不论怎样，我觉得这个店客有点咎由自取，人生在世，永远也不该演戏作假。
加缪借由这个故事道出男主人公的人生信条：人生在世永远也不该演戏作假。在默尔索四十多年的人生经历中，确实严格地、发自内心地坚守着这则信条。他永远不会把自己的脸孔和思想遮盖在一具华丽的面具下，至始至终表现出一种冷漠、无所谓、对任何事都不上心的态度。如果存在任何一个人，以上述态度对待日常生活中的琐碎小事，那么人们可能会觉得他是一个内向而不热情的人。但默尔索不仅如此，哪怕是对于常人来讲最重要的亲情、爱情、友情，他依然固执地坚守着“怎样都行”的姿态。
既然说这部小说，不得不提及它的开头——可以与《百年孤独》的开头相提并论：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令堂去世。明日葬礼。特致慰唁。”它说得不清楚。也许是昨天死的。
自从最后一个句号起始，全书奠定了一种行走在喜马拉雅雪峰上的冷漠感。无论是面对母亲的死，还是玛丽的爱，又或者自己的律师，默尔索最常说的口头禅既是：“怎样都行”，他遇到问题脑海里最常出现的解决方案也是：没什么好说的，所以也就不说了。
默尔索对待亲情抱以如此态度：他不关心他妈妈什么时候死的；当别人两次问他是否要把棺材盖打开好让他再看一眼，他都拒绝了；他甚至不知道母亲的年龄，遇到上司发问他则以“60多岁”搪塞过去；葬礼结束后的第二天便与玛丽在泳池调情、看搞笑电影、上床；在故事第二部分，当律师问道他为什么对于母亲的死无动于衷时，他说：“所有健康正常的人都或多或少曾经希望过他们索爱的人死去。”一如庄子在亡妻的葬礼上击盆而歌。
对于友情，莱蒙是个混子，一次他高兴地说要与默尔索做朋友，默尔索说怎样都行。对于爱情，玛丽问他愿不愿意同她结婚，默尔索说好。她又问他是否爱她，默尔索说如果这是无关紧要的、却非说不可的话，那大概是不爱。
对待事业以及检察官的审判也表现得漠不关心——当他法庭上再次看到玛丽，他会想起她轻盈的乳房和裙子。他站在被告席上很无聊，他想说点什么，但又觉得没什么好说的，所以也就不说了。
接着他感到站久了日光照进屋子里来很热，文中多次出现默尔索感觉到很热的情景，在守夜的晚上、在母亲的葬礼、在被审判的法庭上，他都感觉到很热，热到头昏脑涨，就像在他杀死阿拉伯人的海滩上所感知到的一般：暴露在太阳的照射下，热气在沙滩上蒸腾，看什么都朦朦胧胧的，那种感觉好像身无寸缕，没有面具，无法伪装。他也不伪装，从不迎合主流的思想，从不去忏悔对母亲的不孝，他心里想着怎么样都行，没什么好说的便不说。可别人不这么想，所以他没有获得陪审团和法官的支持和同情，所以也导致了他的死刑。
比照王思聪和BBC记者的谈话，加缪所描述的一幅幅荒诞的场景于我们如今所处的生活何其相似。王思聪说：摆脱这里的体制就相当于自杀，首先你的父母肯定会先杀了你；在这个体制下人们必须被动接受政府所提出的主流思想，所以很少看见中国有人像在欧美那样站出来抗议，因为这没有用。
如果于一个礼拜前看到这个采访，我会觉得王思聪不过又想哗众取宠，但我现在有些理解他的意思，理解人们佩戴面具过活的原因。往小了说，如果某人想要依附中国的主流思想，那么，这个人，4岁必须知道男女有别，上学要做个听话的学生，女生必须穿裙子，男生不能留长发，长大后不能出柜，不能出轨，不能27、8岁还没结婚，不能做丁克族，更不能当厨师，结婚前必须买房买车，不能花了很多钱出国没能留下来，或者回去了找一份和普罗大众没什么区别的工作，长辈无论说什么的都是对的，小孩子做什么都是可以原谅的，如果是残疾人则不能有性，如果不幸变成老年人则不配再拥有爱情…如果你这样做了，反抗了，就是卢瑟，就是失败者，就是政治不正确，就会被抓起来，甚至你爸妈第一个掐死你。
在昨晚吃卤肉饭的时候我已经思考很久了。我今天刚好24岁了，在将来的时光里我该如何自处？按照王思聪的说法，似乎在中国当一个局外人只有死路一条，但他并非全知全能，难道自从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主流思想的几十年来，没有任何一个成功于体制之外的人吗？又或者须如我以前文章里提及的巴塞罗那夫妇一样，穷尽心思走出体制，远赴欧洲成为一名局外人？
这些问题依然是矛与盾碰撞的最中心，随着卤肉和饭的消失越来越凸现出来。我究竟要站在局内，还是局外？我为什么应该站在局内？我为什么应该站在局外？我待在国外便意味着我是局外人吗？如果不是，那我为什么要来到这个看似局外实则局内的地方？我是否应该继续追求大多数国人同胞所孜孜不求的东西、那些曾经攥在手心又顺着指缝溜走的东西、父母亲人朋友目光灼灼恳求我别放弃的东西？我是应该让它们渐渐跌落在泥土里不顾，再去寻找我真正所求的、但是不符合中国主流思想的东西？
但是我尚存理智，尤其不少。我明白我即将结束这边的学业踏上回国的班机，自那一刻起等同于宣告我已走完这条二十多年来由各位长辈的手臂所钩织的林荫大道，我明白即将失去以往大步前进时轻盈的自信，我明白我即将不再无所拘束，不再无所畏惧，不再有权利随性地做出任何选择，因为我明白我的父母是躲藏在影子里的强大后盾——他们时刻准备着支撑我的决定，我明白现在这种散漫自由的生活是寄生在青春、校园和家庭的保护伞之下。我也明白我永远不可成为一个所谓的“文艺青年”，我从不承认，也不想。我不能任凭我的喜好，把“自由”和“净化心灵”当作是至高无上的终极目标，目前的我之所以能早上9点半才起床、能在冰箱里塞满食物、然后有整个上午的时间写论文、下午的时间看我想看的书、不用抽出一定的时间工作挣钱…都是因为有很多爱我的人在纵容着的。
我尚存感情，而且炽热。由此我明白我不再是小孩，我必须承担起两年前就应该压在我肩头的那份责任，我要珍稀我所爱的以及爱我的人应有的保护，许他们一个踏实的未来。我也承认我在西班牙人身上学到的、为数不多的、我所偏爱的特质之一——坦诚——有时候在中国的主流思想笼罩中将成为比虚伪比厚黑比势力更锋利更容易划破当下人与人之间不堪一击的感情。刚来巴塞罗那那会我说我想去上厨师课不想上硕士课，我爸把我骂了一顿，当时我不理解，自《局外人》起我却很理解了。有的事我不能做、有的事我没得选、有的人我不能成为、有的人我不能恨、有的人我必须忘记、有的人我必须奉承、有的人我不能靠近——哪怕我脑海里压抑着悸动不已的情绪，也必须压抑。也从我翻完《局外人》最后一页书起，我不得不拿出十二万分的力气按捺住内心的一座座火山，即使它喷发出来，其炙热的熔岩也绝对不能烫伤任何一个人。
所以我明白我不可能脱离体制成为一个局外人——强大如王思聪也承认不能。因为如果那样，总有一天我会站在下午的沙滩上，怀里的危险因素暴露无遗，阳光照的我头昏脑涨，热气扑上来蒸得我的脸发烫，生活冲我刺出了刀子，我不得不掏出手枪打死这平静，然后再补上三枪，好比我在苦难之门上象征性地扣了四下。而我要做的，就是尽力避免这种一败涂地的选择。
我不能让任何我所珍视的人的生活失去意义，那绝对不仅仅是他自己的事。
我已经准备好死去，好把这一切重过一遍。
好像这巨大的愤怒清除了我精神上的痛苦，也使我失去希望。面对着充满默示和星斗的夜，我第一次向这个世界的动人的冷漠敞开了心扉。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爱，我觉得我过去曾经是幸福的，我现在仍然是幸福的。为了把一切都做得完善，为了使我感到不那么孤独，我还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观看，希望他们对我报以仇恨的喊叫声。
——《局外人》结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