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遇春

二

清高宗乾隆时，和珅当国，执掌机要，权倾一世，满朝文武，没有几个人敢撄其锋。

清朝人后来记述和珅的权势之大，和珅的飞扬跋扈，甚至把他和明朝的“九千九百岁”魏忠贤相提并论。

把和珅与魏忠贤放在一起说事，先不论这种论调合不合理，仅就两人共有的特点，从中多少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那就是：和珅当日的势力与实力，似乎都已经可以和满清的帝室分庭抗礼了。

更夸张的说法是，和珅在朝中的种种作为，有些地方，明朝的魏忠贤还要稍逊他一筹。

既然都这么说了，那么，和珅飞扬跋扈的主要表现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就是结党营私，把天下公器做了自家擅权敛财的工具。

而且，和珅这样做，还造成严重的后果：他的结党营私，权势之重，使得众人畏惧，不敢作声，以至于后来的评论有“道路侧目”一说。

所谓“道路侧目”，历史上有过：

《元史》卷一三○《阿鲁浑萨理传》有：

“所在囹圄皆满，道路侧目，无敢言者。”

《明史》卷一八九《李文祥传》有：

“朝野寒心，道路侧目，望陛下密察渠魁，明彰国宪。”

“道路侧目”，亦作“道路以目”。

参照历史记载，再看对和珅的这一评论，可以想见，和珅在当时所造成的形势，是怎样地危殆。

当然，可以推断，这种“道路侧目”的情形，主要还是表现在统治阶层的官僚机构内部吧。

那些倚靠和珅的人，极尽谄媚奉承之能事。

那些与和珅意见相左或者内心不认同和珅的人，非常清楚和珅的能量，说话办事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更不要说是正面与他对撞了。

其时，山东诸城的刘文清公崇如（名墉），位居宰臣之列，参与清廷的机务，管理所属的百官。

尽管刘墉的位子也不低，但是，对于和珅的嚣张气焰，他也是无可奈何。因为，皇帝始终对和珅信任有加，无人可对和珅的权势造成威胁伤害。

因为无法对和珅的专权擅政、飞扬跋扈进行抑制，因为无法削挫和珅的锐气，刘墉的心中，也常生着闷气，他常常为此非常恼怒。

根据笔记《所闻录》的作者清人汪诗侬记述，本文所说的刘墉与和珅台面下的斗争一事，发生的时间是“癸未春首”。

我查了一下相关资料，清高宗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是农历的癸未年，其上一个癸未年在清圣祖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其下一个癸未年在清宣宗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

这三个时间点都无法与本文的人物事件吻合，康熙和道光时期，可以不论。就乾隆时期仅有的癸未年来说，其时，刘墉还没有做到宰臣的位子，而和珅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

所以，事情要讲下去，我们宁愿相信笔记的作者的时间记忆有误。

话说，这一年的春首，刘墉探听到和珅应召入宫，正值天降雨雪，风寒地冷。雨雪天气导致路途泥泞，刘墉想着，不能在皇上面前与和珅针锋相对，还不能在半道上戏耍教训和珅一回吗？

乘着这个雨雪天气，乘着这个泥泞的道路，刘墉特意穿上了家中久不穿着、搁置废弃的旧衣物，在和珅必经之路上等着他。

和珅一到，刘墉马上着人执持名帖，高高举起，拜谒於和珅的轿子前面，口中称道：

“我家中堂大人亲自往和大人府上拜年，向大人恭贺新春，恰逢大人不在府上，今儿正巧在路上遇见大人，我家中堂大人已下轿恭候了！”

和珅一听，知是刘墉在路上等候，或许心中有很多的不情愿，但是，人情面子上，基本礼仪上，还是要做足，无奈，他只好下轿。

和珅下轿，原本想着，自己要进宫面圣，既然路途遇见刘墉了，躲不过去，这大过年的，下轿寒暄几句，应付一下，也就是了。

等到和珅一下轿，马上就傻了眼了。谁料想刘墉已经跪地向他道贺了。一来呢，刘墉是中堂，二来呢，刘墉年长和珅很多。和珅下轿见刘墉已跪地，也容不得他多想，紧忙按礼答拜。

和珅这一答拜，也得和刘墉一样，跪地行礼。这样一来，后果可想而知：和珅身着的玄裘绣袄，已经被泥泞沾污，身上全是泥水。

这个时候，再看看和珅，与平日里风光无限、锦衣绣服、干净利落的他比起来，此际的他，更像是一只吃了败仗的公鸡，雄风扫地。

传闻，和珅曾因此事在宫中向主上哭诉，但是，因为刘墉的做法，并没有明显的过失可以指摘惩处，所以，都拿刘墉没有办法。

官场上斗争，大到杀头丢命，琐碎到小鼻子小眼睛，真是千奇百怪；

官场上的角力，大到台面上的真刀实枪，小到台面下的使绊子用计谋，可谓花样多变。

文末，依然要说明一下，笔记比之于正史，可爱之处就在于它的可信与不可信间。但是，行文过程中，笔记的文字资料，能够辨正的，我都尽力而为。

不足之处，还请读者指正！

（全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