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开〗
我写了很多次爬树。我还打算写从树上掉下来，写从枝头上一脑袋扎进池塘里，写骑在台湾相思树上听夏蝉吱吱和罗大佑的歌。
小时候爱爬树，现在回忆爬树，这是人生的一个过程。
写得多了，以为自己真的身手矫健，上树下树如履平地。
上树是件技术活，要有点工匠精神，也要有专业精神。很多树不能爬，很多树不值得爬，一个热爱爬树的人，会很讲究，很认真，并不是看到树就爬。
首先，要看这棵树值不值得爬，好不好爬，有没有挑战。
果树，不用说了，值得爬，通常也容易爬。我的爬树爱好，就是在我家院子里的五棵番石榴树上锻炼出来的。少年时代的美好记忆几乎都是爬树经历：在树上叫喊，在树上摘果子，在树上撒尿，在树上搭巢，在树上胡思乱想。
树上生活是攀爬与沉思，很有哲学家色彩，不同于地上行走的智人。
我父亲曾用竹竿竹篾，在番石榴树上搭了一个棚。简陋，危险，冬暖夏凉，敞肚皮仰躺是很好的，也适合趴着沉默，等待早熟番石榴落脑袋上。限于工具、材料和手艺，这棚很简单，在两米高处绑几根竹竿，架上竹栅，垫上席子，如此而已。
但足够回忆一辈子了。
没有上过树的孩子不是好作家，更何况是上果树呢。我嘴馋，番石榴还没有成熟，就往肚子里塞，连涩带酸，而且番石榴籽太硬导致便秘。这种便秘硬如铁石，曾有小孩的爸爸用烧火棍掏之。
耐心真是好东西，终于等到了这个灵感。我一直打算好好写写六年前在德国科隆西部远郊攀爬樱桃树和大橡树的体会，地点是多仁市克鲁伊曹镇朗恩博贺村伯尔小屋。伯尔小屋在一个小山坡上，有三幢小楼，可以同时居住四户人家。院子里很大，正中间长有三棵枝叶婆娑的百年樱桃树，一大块草坪向前延伸，四边种有苹果树、梨树、杏树，掺杂分布，与其他人家的大草坪连接，以至于遥远。再向外，是大片的麦田，尚且嫩绿，如梦如幻地铺陈到山脚下。后来，季节轮换，麦收后，麦田里散着一个个漂亮的麦秸辘辘，是德国最美的图景之一。我们全家出去旅行一个月回来，发现接着又种上了玉米。这些玉米也是由青而黄，渐渐至于收割。在我的记忆中，这个世界，就是一片金黄接着另一片金黄。
每天早上，我一醒来，刷牙洗脸，就上树，怕浪费美好春光，以及硕大樱桃。
那是二零一一年五月底，我从上海飞法兰克福，乘火车到科隆，然后那个zeit时钟下，与波尔基金会的Sigrun女士见面，拥抱。她驱车六十公里，把我送到地处僻壤的伯尔小屋。德国城市都不大，科隆如此闻名遐迩，竟然不到一百万人口，比我们一个县都不如， 比大雄安那真是逊老鼻子了。然后，简直就是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村庄，道路都在田野和森林中转，转着转着，就到了一个森林边上，拐到一排房子前。
朗恩博贺村很小，只有十几幢房子，连一个小卖部都没有，也少了一个必备的啤酒馆，且无公交车线路经过，购买必需品要翻过山头，来回走路一个小时去克鲁伊曹镇，生活实在不是很方便。
不过，当时一下车走进院子里，就看到叶茂果丰的大樱桃树，树上樱桃无数，果实累累，简直是可怕的诱饵，召唤着我身体里的上树精灵。
满树大樱桃，在中国会被叫成车厘子。樱桃一叫车厘子，价格就可以翻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樱桃树，更没有机会爬樱桃树。我的老家，就没有樱桃树。
伯尔小屋院子里的樱桃树，在五月底的春风中，致命地诱惑着我，轻松地缴了我的械。
我本来暗自决心，到这里一定要温良恭俭让，一定要成熟稳重如磐石，说话要磨磨蹭蹭低低沉沉，打扮出一个学贯中西，修养如钟的儒雅学者模样。但这满树樱桃，突然就把我给解放了。
在中国要卖七十多块钱一斤的大樱桃，满树都是，且鲜红欲滴，清新无比。
我内心纠结：我不上树，谁上树？
据我小时候卖番石榴的经验，这三棵樱桃树果实，起码得一千多公斤！一想到这么多“车厘子”满树满枝，就算每天吃五斤，一个月也只是一百五十斤，我的心都碎了！要知道，这些樱桃是没有人摘的。到六月底，刮了一阵风，下了一阵雨，做了一个梦，第二天早上醒来，满树樱桃都裂了一条缝，如同春天的伤口。大多数樱桃还都有个小洞，被鸟啄食了，被蜜蜂嗡嗡嗡了。
七月初，大批樱桃脱落，铺满在草地上，宛如春天的祭礼——没有施过农药，没有肥料，没有仇恨与贪婪，长了一百多年的大樱桃树。每年如此，年年如此。结于树梢，落归泥土，自然而然。
是的，再自然不过了。我跟院子里其他几位同志们不能比，我啊，真是丧失了风度。这些果实唤醒了我身体里的爬树精灵。我每天都爬到树稍，挑那最完美的，最新鲜的大樱桃，往嘴巴里塞，一直吃到肚皮滚圆下不了树。我就想树懒那样，趴在树上，眺望澄澈天空。
有一天，我在树上吃饱喝足，学孙悟空假寐。忽听见韦凌博士问：叶开，你在树上吗？
答：在！
我就说嘛！刚碰见哈苏纳，他说，Yekai on the tree！everyday！
答：吃太多了，一时下不来。抱歉，稍加消化。
韦凌来到树下：当心撑爆肚子。
我说：管不了那么多了。人为财死，我为食亡，做个牺牲在美丽果实上的勇士，我所愿也。知道吗？在中国车厘子要七十块钱一斤，而且不新鲜！这是树上活杀，超级新鲜度！
韦凌博士顺便给我带来了豆腐和豆芽，说是科隆一家韩国人做的。她以为我会思乡。其实我不思乡。我在这里，这个村，这个园，觉得是回到了梦中的家乡——我的家乡在十万八千里外，也绝对比不上这里的干净，自然，深藏功与名。但我经过多年的自我塑造和美化，记忆中的家乡已经被升华了。
在朗恩博贺村，我觉得乡村就该是这样，好像我梦中塑造和美化过的家乡，忽然来到现实了。我的上树，亚非拉同志们都了解，没有谁嘲笑我。
那个记忆，真是非常深刻。
我早有把这在异邦上树写出来。早有此愿，但回国之后，忙忙忙碌碌，浑浑噩噩，就耽搁下来了。
几年来，我常常会想到这句话：Yekai on the tree！
这句话是召唤爬树精灵的咒语，一旦念出来，身体里就有一支军队在行动。表面上我不动声色，表面上我是一名我装得好好矜持，好好温良的大叔，而内心如汤扬沸。
“上树”大概是我的人生关键词之一。
意大利文学大师伊塔洛·卡尔维诺的名作《我们的祖先》三部曲，是我最爱的作品之一，其中《树上的男爵》《分成两半的子爵》，都非常珍爱。我什么“爵”也不是，最多是嘴巴里含着坚硬的橄榄“咀嚼”。但我和小说里男爵柯希莫对爬树的热爱是一致的，我们对未来在树上生活的理想也是一致的。但是，一个是在小说里可以实现的理想，一个是现实中永远的梦。生活在十七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柯希莫男爵，十二岁开始就上树了，他决定离开那个无聊的贵族家庭和整个虚伪的世界，再也不下来，实现了“追求个人的完善”。他在树上发展出敏捷的攀爬能力，也发展出了沉思能力。他与远在欧洲各地的大师耋宿通信，还跟伏尔泰探讨启蒙主义。他沿着中世纪欧洲的森林，从意大利北部越过阿尔卑斯山，一直去到西班牙的格林纳达，在那里碰上一个树上的民族，真的整个族人都生活在树上——但是，这个树上族并不是自己自愿的，而是被国王判决的。他们没有反抗，而是恭顺地接受了。这与十二岁就上树，以摆脱父亲、母亲强加给自己的贵族理想和各种陈规滥矩的柯希莫男爵，从根本上是不同的。
作为南方野生的孩子，我也缺乏柯希莫男爵这种思考力和行动力，只剩下一点点胡思乱想力。似乎只是本能的，一种返祖本能，召唤让我上树，以此拒绝俗世的烦扰。
我的少年时代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除了我家有五棵枝叶婆娑的番石榴树外，其他周边满眼都是秃山恶水，缺乏德国乡村这种柔和与平静。
不过，我家乡还有些值得爬的果树。除了番石榴树，还有荔枝树、龙眼树、橙子树、芒果树、菠萝蜜树、黄皮树、杨桃树，全都是美味的果树。有些是我家的，有些是别人家的。
非果树类，最值得爬的是大榕树，似乎生来就是为了给我们爬的。另有台湾相思树，长在池塘边的、河边的，必须爬，到伸展于水面上的横斜枝桠上，一个倒栽葱插进水里去，甚至因为没有计算好水位，一脑袋插进淤泥里去。
我的少年时代，除了上树就是玩水，偶尔被老师刺激想想北京天安门。
雷州半岛家乡的树长得不怎么有章法，跟我们这些不懂什么规矩的猴孩一样见风就长，四面伸展，不挑方向。
我老家雷州半岛到处都有桉树，好像是森林害虫。桉树长得草率，任性，不管，不顾，光滑树干直入天空，疯狂生长，占据大片山地。
我虽爱爬树，比我更爱爬树的小猴孩也多，而且比我更敏捷，更快速，更凶狠。他们不见于经传，只因不会写散文，而已。
小猴孩们爱挑战两种光皮树：桉树和椰子树。你光着肚皮，靠皮肤、汗水增强摩擦力，两腿夹着，两臂环抱，不断往上蹭，直到树梢。但很少谁会傻到真蹭到树梢上去。桉树长相如此不堪，十分奸诈，枝桠松脆，宛如陷阱，很是危险。蹭到树梢上很傻，还没有枝丫供你休息，只能像布袋一样悬挂在树壁。
村里总有些这种傻孩子，不动脑筋，爱逞能，笨呼呼的，一下子蹿上去，到顶了往下一看，危乎高哉我的妈！吓得哆嗦，手脚僵硬，下不来了。浑身贴着，紧紧地夹住树干。先是憋着，继而流泪，接着哇的一声，号啕大哭。
抱在树上，一点都不好玩。你又不是猴子，又不是松鼠，又不是蟑螂，能坚持多久？很快就要支持不住了。五六米高，摔下来可不得了。恨不得张个网在树下，叫他松手松脚掉下来。就在紧急关头，傻孩一松手，腿一哆嗦，贴着树干就滑下来了。真没啥大事，只需要检查肚皮，看有没有开裂流血。再查查小鸡鸡在不在原来位置。
爬树是一种习惯，就跟翻墙一样。因此，长时间没有机会爬树，会感到很惆怅。
我在伯尔小屋爬树间隙，结交了几个第三世界朋友，俄罗斯、白俄罗斯、突尼斯、伊拉克的作家和诗人，年纪都比我大，块头也比我大。他们擅长喝酒，我只能出奇招，拿荷叶茶来哄他们，说是lotus leaves tea。呜呼，我speak的是真正Cinglish，正确与否不知道。靠胆大妄为敢于开口，加上点以手比划，这就与世界各国同志打得火热。
说到荷叶茶，他们甚为惊奇，不知道何以这也能变成tea。
来自俄罗斯彼得堡的律师耶里曼兄，人高马大，胖而硕，好像写诗，性情温和，英语流利。他更关心我国的白酒Alcohol的事业。耶里曼用伏特加来比喻，谦虚地说，中国的Alcohl，比伏特加那是很好。我猜他说的是二锅头，在我国，基本可以说是劣质酒了。
不愧为律师，耶里曼以恭维我国白酒的方式，巧妙地化解了一个莫大的危机。我后来才明白耶里曼的内功果然无比深厚，不愧为老毛子之嫡系。
耶里曼项目结束的那天，要回国了，他与白俄罗斯翻译家凑合请客吃饭——白俄罗斯的这位叫什么名字不记得了，个子瘦高，皮肤惨白，缺乏阳光普照，性格内向阴郁，与我交往不多。我开始听不懂“比尔拉撒”原来是白俄罗斯的意思，对他的国籍很是懵懂。他们哥俩加上我、突尼斯作家哈苏纳，要痛喝一顿好酒，叙旧迎新。如果在唐代，就是“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了。
吃的菜没啥记忆了，显然不能与我大中华八大菜系媲美，大概有德国香肠，披萨。
转眼一瓶伏特加下去了。
但我没作啥贡献，哈苏纳也没捞着喝几口。伏特加很冲，白俄罗斯翻译家和俄罗斯律师，是酒中豪杰，但大口地喝，也有些微醺，不知怎么地，用俄语吵起来了。白俄罗斯同志骂俄国人是侵略者！you！invaders！但知识分子，风度还在，动口不动手。俄语痛斥完，还用英语翻译一遍，好让我们明白。
别人家内政，我只好陪笑。哈苏纳也是一脸的敦厚，估计酒没有喝够。
白俄罗斯翻译家消瘦自消瘦，酒量不小，而且喝醉后简直气势逼人，咄咄不休。倒是比他高大一圈的耶里曼表现得是个宽厚亲和的好人，一直低声下气的。
那顿酒喝完，耶里曼就回去了，我们留了facebook，后来相互问候过几次，接着，因为被墙得厉害，我又身手不矫健，渐渐就断了联系。
我五月底到伯尔小屋，一下车就置身于德国乡村森林，非常振奋，以至于有点癫狂。大树，大树，全都是大树！这年头，在中国真不容易看到大树了，可是，科隆西部的这个小村周边，全都是大树。再过去，是他们的埃菲尔国家森林保护公园，也到处都是大树。我在大树间行走了好久，从大树森林中回到伯尔小屋，一阵阵地激动。
那次为了解闷，我带了一本繁体竖排影印版《山海经》，打算装模作样再精研一遍。一到德国乡村，我就恍然大悟：山海什么经啊，这比《山海经》里写到的“北山经”、“南山经”不知遥远多少倍！这才是真正的极西大荒山啊。而且，比古人的“大荒山”又不知几千里也。
某次，我行入森林深处，看到了大树上搭着美丽的树屋，一时敬佩而至于身心俱欢。上去，拿出随身带的《山海经》，我装模作样的读起来，但心不在焉。一会儿，忽然下了阵雨，丁丁当当地响，是森林的交响曲。
我忍不住掏出手机，给万里之外打了一个电话：“知道我在干吗？我在树屋里，读《山海经》！”
“太做作了！”电话那边笑了，我也觉得自己确实很做作。
我期待她们尽快过来，一起爬树，上树屋，一起做作地读《山海经》。后来，她们真的来了，也真的上了那精致的树屋。
一想到上树，就觉得可写之事甚蕃，简直多得失去头绪。而且，我还没有来得及写着周边的野樱桃树呢。
野樱桃比车厘子小多了，但，野樱桃树却是高大的乔木，太适合攀爬了。
2017年4月6日初稿
2017年4月9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