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一次来这里，我和我的丈夫就结婚了。

一桌酒菜，几个亲朋，一套新衣服，这就是我的婚礼。

和那些坐豪车、有伴娘、有礼堂的婚礼相比，我这场婚礼有点像是过家家。

不过我也习惯了，我的第一次婚礼也是这么办的。

对，我就是那个疯女人。

家里重男轻女，早早辍了学。

看着村里人都往外跑，十七岁就跟着别人出门打工，却被人贩子骗到山里。

等我的家人找到我，来把我赎回去的时候，我说话已经语无伦次了，总是习惯摔打东西。

对于我到底经历了什么，谁也问不出我的话来，因为我自己也已经不知道了。

那段经历好像把我所有的记忆，来了个重新洗牌。

我不记得我是谁，不知道白天黑夜，我的记忆是错乱零散的，我的神经始终是紧绷的。

我疯了。

我父亲看到我这样，心脏病发作的更厉害了，终于还是背过了气。

留下我、母亲、弟弟三人。

神志失常的我就像是一颗定时炸弹，对这个家没有贡献，但是对别人家至少还能生养孩子，也能让自己下半辈子不孤单。

精神状况好一些，能在旁人的监督下做事了，母亲就开始给我张罗婚事。

女大不中留，更何况是我这样的，更该找个下半辈子的依靠。

我的第一场婚姻，是母亲安排的。

对方是个三十五的农民，有着使不完的力气。

无论的干活，还是打架都是一把好手。

住到两间没几样家具的房子，我不知道什么叫夫妻相敬如宾，恩恩爱爱。

等待我的永远都是做不完的农活家务，还有不间断地造人运动。

在村子的溪边洗衣服，遇到村里那些长舌妇，总会听到“疯子”“不检点”“克死了父亲”的话语在耳边嗡嗡作响。

有一天，我实在是不想听见她们聒噪的声音，也不想看她们做作的笑容。

我冲起来，拿着洗衣服的棒槌，追着她们打，一人给了一下，看着对方鲜血直流，仍然不依不饶地破口大骂。

骂她们，骂丈夫，骂祖宗，骂老天爷。

这一骂，好似把多年的郁闷都释放出来了；

这一骂，好似把多年的被人贩子拐骗的那段经历给彻底抹去了，我只是一个农村泼妇。

从那以后，只要不顺心，我张口就骂。

骂了，就舒服了；

骂了，就再也听不到闲言碎语，

骂了，就再也没人敢来惹我了。

回到家了，丈夫想要和以前那样教训我，我开始不依不饶地反抗。

有时候他没把我打的头破血流，我已经将他撂倒在地，顺带把锅碗瓢盆砸个粉碎。

几天后，丈夫将我送回了娘家，再也没有来接我回去了。

二

如此彪悍的我，母亲是动不得，骂不得，开始满世界的给我张罗第二门亲事。

我满不在乎，依旧干着农活和家务。

有时候脑海里有那么几个片段：

一会儿是我的牙被人打掉了，一会儿是我的衣服被人撕的粉碎，接着是让我挑水、劈柴，我的手长了冻疮，有人将我推到火堆里。

掀起衣服，看到满身的伤疤，才知道那是发生的真事。

我记不清是在哪儿发生的，明明那人就是我，但我的身体一点也感觉不到疼了。

母亲说，事情都过去八九年了，再回想起来，自然是不疼了。

我喜欢放牛时，漫山遍野地跑，让我觉得浑身舒坦；

遇到了外人，我却总是全身发颤，想着要逃。

在老虎岩放牛时，遇见了河对面的刘大哥，乡里乡亲，见面总是笑嘻嘻地。

看到他，我突然就问道：刘大哥，那位蒋家大哥娶亲了没？

没头没脑地发问，刘大哥先是一愣，接着就笑了：“你十六岁遇见的人，现在还记着啊”。

我也愣了，原来那是十六岁的事情了。

我只好傻笑。

十六岁那年，蒋大哥给他兄弟做媒，娶了刘大哥家的小禾，半道上他遇到我调侃说要娶我；

走在我身后的母亲，跳出来对他就是一顿大骂，说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三十岁的大老爷们也想娶个二八姑娘，简直是做白日梦。

他红着脸赔笑，我在一旁也嗤嗤发笑。

后来听说，蒋大哥去了南方打工，在他的撮合下，三个弟弟都成家了，只剩下他。

也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他不是嫌弃人家个子高，就是嫌弃人家嗓门大。

一河两岸，南北二山，他那修车的姐夫哥给人家干活，只要听说是给他介绍对象，基本上工钱都是打个半价。

后来，车修好了，姑娘也见着了，就是没一个入他眼的。

他这光棍一打，就又是十年了。

三

过了两个月，在山上放牛，刘大哥带了蒋大哥特意来寻我。

拉了一会儿家常，两个人就走了。

事后，刘大哥问我，那位蒋大哥想要来我家提亲，问我愿意不。

我眉开眼笑，使劲点头。

我母亲虽然一直想要把我从家里推出去，但真的要让我嫁给四十多岁的蒋大哥，她心里有些犯怵。

十四岁，这个年龄差太大了。

但是这个时候，基本快好了的病情，又开始发作了。

给弟弟带着孩子，实在是没精力照顾我了，母亲只好将我推给了蒋大哥。

就这样，我走进来第二次婚姻。

蒋大哥的父母过世的早，有一个会看病的姐姐，还有三个弟弟。

多年的积蓄大部分都给他三个弟弟娶媳妇用了，剩下的也就够两个人的吃住。

这样的条件，很难再娶个正常人的媳妇。

刚好，我俩都互不嫌弃。

对于我的情况，全家没有一个人嫌弃的，用他们的话说，只要大哥愿意，就是娶个小姐回来，他们也同意。

病情不断的反复，蒋大哥的姐姐开始成了我的主治医生，用针灸开始调理我的身体。

即便是满身扎满了银针，我依然能嬉皮笑脸地和别人有说有笑，或者破口大骂。

扎完后，我就呼呼大睡，一觉睡到天亮。

刚开始不习惯这种治疗方式，会采用各种方式抵抗，甚至会大半夜地直接翻山越岭回娘家。

一脚深，一脚浅，就这么拿个手电筒走了五六十公里的山路。

隔个几天，蒋大哥就接我回家；然后我再跑回娘家。

就这么跑了六次，我姐姐的体重从125斤直接掉到了98斤，蒋大哥的黑眼圈也越来越重了。

我慢慢能清醒地和周围人对话了，也会搂着蒋大哥亲一口，给他做丰盛的午餐。

过了两年，我有了一个儿子。

等儿子能走路了，姐姐帮我带着孩子，我就跟着蒋大哥去沿海城市找工作赚钱。

一个家庭，不能只是依靠一个人，两个人更有劲。

曾经也有人问我，十七岁那年的记忆为什么会消失。

那是我只是木木地望着问话的人。

现在抱着儿子，在自家刚装修好的房子里，嘴里不再胡乱的说话，脑海里还是会有几个片段闪过。

我知道，不管那些记忆有多少龌龊，有多少屈辱，有多少泪水，那都是我被人贩子拐卖的经历。

我很感谢老天爷，虽然抛弃过我一次，让我被人贩子带走，经历了非人的折磨，但还是给我了一个家，还有满满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