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开
要写许地山先生了，才发现很困难。
我对许地山先生的第一感觉，他是一个怪人，奇才，读书癖，学识广博，而思维精纯。
从《落花生》这篇散文开始写许地山先生，也许符合大多数人的认识。不过，这种认识也不一定可靠，因为，《落花生》是被修改过的。对比语文教材里选入的版本和许地山先生的原文，会发现很多字词都被改掉了，用当代的词语替换当时的表达。这种替换，表面看起来是为了合适中小学生的阅读习惯，但原作的那种独特的文化气息，就被抹煞了。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独特用词用语，这种词语的运用，是语言发展和社会文化现状的独特体现。中小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接受能力都很强，他们面前，所有的事物都是新鲜的，没有必要特别设置藩篱。民国时期的词语和当代的词语，在学习和认识上并不存在绝然不同的界线。如果能够读到纯正的原作，孩子在学习前人作品时，就会在这作品的独特用语中，直接感受到当时的文化气息。而改成当代词语，就完全不是那个味道了。甚至如一些粗制滥造的电视连续剧那样，唐朝人讲着京片子，用着当代人的流行词，让人有时空颠倒之感。
每一名作家，因为他的阅读，他的思考，他的语言表达，都是独特的，才能称为有风格的作家。
许地山先生在民国时期的一大批文学家中，并不因为其他作家的星光熠熠而泯灭，也恰恰是因为他创作了当时极为独特的作品，如小说集《缀网劳蛛》《商人妇》《春桃》及散文集《空山灵雨》等。这些作品，并不是如现行文学史写得那么主流，那么激昂。而是以独特的观察角度，淡淡而隽永的语言来传递独特的美学感受。这与许地山先生的人生经历有关，也与他的独特阅读兴趣和对佛教、道教的深入研究及爱好有关。
许地山先生祖籍广东揭阳，1893年生于台湾，日本人占领台湾后，他随父亲返回大陆，落籍福建龙溪。
许地山先生是一个经历特别，爱好又极广泛的人。他青年时期，1913年，二十岁时就去缅甸仰光的华文学校任过职，两年后回国，在福建漳州做过小学校长。1917年考入燕京大学，合办《新社会》旬刊，1920年毕业时获文学学士学位，翌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1922年又毕业于燕大宗教学院，1923—1926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和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宗教史、哲学、民俗学等。在牛津大学，他常在波德林图书馆印度学院、曼斯斐尔学院和社会人类学讲室读书，并用英文写中国道教研究的论文，还收集编写一册中英鸦片战争前后有关历史资料《达衷集》。
许地山先生一生动荡，难以有平静的生活。他1941年英年早逝，享年49岁。他的一生，几乎与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占领台湾、琉球之后的中日“交战”史平行。他于1935年应聘去香港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不过两年的安乐生活，就因1937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在上海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进入了奔忙之中。1938年，许地山先生与文艺界其他名家一起担任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理事，继而担任香港分会总干事。
如此动荡的人生，繁复的世界，不长的寿命，许地山先生仍然创作出版了大量的作品。这与他热爱阅读，养成良好的思考习惯，并保持创作的爱好有很大的关系。
许地山先生写过一篇很短的散文《牛津的书虫》，谈到自己在印度学院、曼斯菲尔学院等图书馆废寝忘食阅读的愉悦，辛苦中的快乐。文中写到一个人的阅读有各种趣向，各种境界，但他最爱的是能做一个“书虫”。只是要做书虫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书虫”要家底殷实，要坐得冷板凳，还要有对阅读的非发自内心的爱。许地山先生在牛津大学两年，读了几百本书。他很羡慕牛津大学有那样的制度和条件，允许和鼓励一些“百无一用是书生”的人，一辈子就在那里读书，你可以没有经世致用之才，没有东征西讨的宏才大略，就这样一辈子读书，没人驱赶你，没人鄙视你。
但是，那是在牛津大学，一个特殊的地方。
许地山是语言天才，他精通英语、德语、日语，后来也曾翻译过《吉檀迦利》等印度典籍。他在东南亚居住过一段时间，对当地的风土人情也有深入的了解。读他的小说集《蛛网劳蛛》里的作品，觉得真是超尘脱俗。另外一篇《命命鸟》，写一个东南亚风情的青年男女的绝命爱情故事，是新版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而《缀网劳蛛》里的女主人公尚洁，原是逃婚的童养媳，与帮助过自己的孙可望结婚。后来搭救海盗，为丈夫孙可望嫉妒而分居，自己独自来到某个小岛。她对人世、生命的认识，都是超然的，不愤恨，不悲痛，而是安之若素。其中体现出了顺生顺世的态度，并不一定能得到现在读者的理解。中篇小说《女儿心》是一部被忽略的短篇小说杰作，故事以辛亥革命前后为背景，写一个清朝高官在除旧革新年代，抱着殉葬的心情，杀死全家，然后自尽殉国之后，小女儿麟趾侥幸逃脱，一个人独自浪荡世界。她遇到过很多人，坏人好人，强人弱人，仍然能保持一定的尊严生活在世上。最后，在石龙的一艘渡船上，她偶遇某个和尚，为了扑灭失火而圆寂。这个人，很可能是杀死全家但自尽未遂出家的麟趾父亲。
许地山先生小说中的很多主人公都是女性。他把一个人的命运放在时代变化、尤其是大变化的背景中，通常能演绎出扣人心弦的故事来。但许地山先生的情感和判断隐在人物背后，他不轻易地下断语，但意在文中。
许地山先生兴趣广泛，甚至还写过真正的科幻小说《铁鱼底鳃》。写一个天才的发明家，发明了供潜水艇用的空气发生器，可以像鱼一样呼吸。可惜，因为日寇入侵，生逢战乱，而把他的珍贵设计图弄丢了。
许地山先生通佛教，也通道教。他写过《印度文学》，也写过《中国道教史》。对于人生与时代的思考，他有自己独特的角度。但也不全是出世的态度，在救国抗日等的行动上，他也体现出非常入世的一面。我觉得，这是一个丰富而敏感的灵魂，很难用一篇文章来理解他，也很难从一个简单的角度来观察他。
许地山先生如同很多天才一样，并不很能被人真正理解。他在燕京大学念书期间被称为“怪物”，其人身上有三怪：天天练习钟鼎文、甲骨文、拉丁文和梵文，一怪；每天总是身着自制齐膝的黄布大褂，留长发，蓄山羊胡，二怪；每日绝早起，深夜眠，在图书馆里读书，读到有心得时，竟废寝忘食，吃窝头不吃菜而蘸糖，三怪。
我觉得在许地山先生那时，把甲骨文和拉丁文、梵文放在一起“天天练习”，确实可谓是一大怪物。他爱读书，以至于痴狂，便可以说是读书人的最高境界。
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里也写到：“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废寝忘食这种事情，是有的。关键在于“爱好”。
我们读一些简明文学史，或者教育史，总觉得古代的人读书很苦：“头悬梁，锥刺股”，“闻鸡起舞”，“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总之，没有一点快乐的事情。这让孩子们一上学，就感到了无生趣。
但是读书也是可以快乐的。
《论语》开篇就是谈论“快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是“愉悦的学”而不是“苦哈哈的学”。现在一些学者提倡“国学”，没学到“乐学”的真谛，只是拿“苦学”来吓人，说什么“我不相信学习是快乐的”，动辄谈论什么“吃苦”，好像“忆苦思甜”就能成为学术大师思想大家一样。实际恰恰相反，真正成为一代大师的人，都是“乐学”的。明代大儒王阳明的高徒王艮就写过《乐学歌》：“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乐便然后学，学便然后乐。”
这把学习与快乐的彼此真切相溶的关系，说的很清楚。
《论语·雍也》里说：“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由此可见，许地山先生的“书虫”论读书馆，是精神快乐的学习，而不是精神苦闷的学习。不能理解这种学习，就很难理解很多如许地山先生这样的“废寝忘食”的阅读者。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