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华:常识视野中的鲁迅、胡适、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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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56cun
2017.06.09 07:52 字数 4280

【按】徜徉在泸沽湖畔时就有了写此文的冲动,因此游玩中时时会有一种恍惚和沉郁不能自拔。只好耐着性子。回来后把那书又翻了一遍才动笔。而游泸沽湖的游记,则只好暂时撇一边了。--李俊华

2500年前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代表作《政治学》里,清楚地写明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国家起源于个人,个人才是国家的源头”。也就是说,个人在本质上是不能以其他类似人民、民众、群众等复合词来代替的,因为抽象的复合词都很可能被小部分人所代替,被个别特殊利益集团所借用。这一点,傅国涌先生在他的《史想录》里写得很清楚。他说,比如你到权力部门说,我是人民,你要为我服务。对方立刻会嗤之以鼻:你算什么?你能代表人民吗?一句话就把你噎一边去了。原因是人民这个复合词不是单数的,不能变成具体的、单个的人。只有把人还原到每一个人本身,使每个人的权利与尊严都得到保障,我们才有可能建立起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社会。

对此,胡适说得更加直白,他一再告诫青年,首先把自己铸造成器。因为国家是建立在每一个人的基础之上,不是先有国家后有你个人,而是先有了每一个具体的不可复制的个人,然后再有了国家。

如今,众多的抽象复合词依然铺天盖地、越俎代庖地代表着每一个具体的个人:人民、阶级、群众、党、组织等等。由于我们作为群体总是被他人所代表,而作为个人我们又什么都不是,我们仅仅是无所不在的空气

。疑惑中,我们把目光转向鲁迅,转向胡适,我们才发现,其实鲁迅也无法代表我们,因为我们生存的环境大不一样。于是我们把视野扩展到了民国。

上个世纪前期的民国是什么样子?

那是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个最坏的时代----傅国涌先生回答记者问的话,让我们想起了那个著名的电视剧里的台词: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去,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去,因为那里是地狱。

常识是,一个范畴内集中了最好和最坏两个极端判断,那么其中任何一方想否定对方的存在都是不可能的。可以断定,这个范畴内一定具有多元和丰富的社会内涵。

我更清楚,探究历史首先是事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

我当然理解傅先生所说的深刻含义。但为了免遭左派朋友质疑,我还是先替傅先生回答“最坏”的劣迹:民国时期的1933年6月,杨杏佛被暗杀;1934年11月史量才被暗杀;1946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

民国好在哪里呢?

说好处太笼统不行,有溢美嫌疑。所以冷静思考,那个年代传媒相对落后,而最能展示国家风貌、民意民生的,全靠报纸、电台、杂志,而且不能由官方统一操控,舆论必须是自由的。有此前提,文化人的话语权、生存等才最具代表性。也正因此,鲁迅、胡适等一大批文化精英的境遇,就是那个时代的风向标,而《申报》、《大公报》等报纸驰名中外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今天我们依旧可以说,一个时代,文化人的言论自由程度,就是这个国家民众的自由度、幸福指数、尊严的总合。

民国特质或说风采,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包容性。既容纳了鲁迅的烈性风格,也容纳了胡适那种平淡、温和的普世价值。即呈现了像周作人风格的小品文,也有张爱玲的风韵,沈从文的格调,与蒋光慈的激烈。然而经过百年沉淀,在民国年间,从容不迫静水深流成为那个时代人最向往的生活方式。以至于在世纪之交时,有人提出,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则是胡适的世纪,此话有道理。然鲁迅、胡适各自代表了什么?

客观说,鲁迅给我们提供的是精神家园;胡适给我们提供的是普世价值,两者属于不同的纬度。一个横眉冷对,一个始终微笑,两座高山,两种不同的价值倾向。

傅国涌先生说:鲁迅在我心中是文学的鲁迅,胡适在我心中是文明的胡适,思想的胡适。有人说,鲁迅是闪电,胡适是阳光。傅先生说,鲁迅是酒,胡适是水。

关于鲁迅,过去的官媒颂歌已不胜枚举,不必絮言。简言之,鲁迅的最主要的成就是文学,他的语言,他的作品都具有无与伦比的审美价值。在1927~

1936的最后九年间,这个留着小胡子的绍兴男人住在租界里,过着优哉游哉的写字生涯。他生病要看日本医生,买书也是到日本朋友的内山书店。他的月收入相当于今天的每月两万元人民币。鲁迅从没有过激烈的抗日语言、主张,却也从没有人质疑鲁迅的亲日态度。这就是他的人格魅力所在吧。

胡适是个一辈子想保持思想自由、独立、怀疑、宽容的人。他的政治主张就是走一条和平的、渐进的转移政权的道路。他概括自由主义四个特征,其中最重要的两个,一是允许反对党派存在,二是和平转移政权的途径。自由主义不是排他的,而是兼容的。胡适不太用理论说话,他喜欢用常识说话。

在我们过去的话语圈里,胡适是被妖魔化为“奴颜婢膝的美国走狗”。但我们很少有人知道,一贯是笑眯眯的胡适在报纸上痛骂国民党“反动”时的金刚怒目。甚至到了台湾,胡适也敢于当面对老蒋说:总统,你错了!这种胆魄,留在大陆的文化人,哪个有?唯一敢的梁漱溟也被领袖骂了个狗血淋头,从此万民噤声。所以,胡适、鲁迅能够在那“白色恐怖”里,直抒胸襟,伸张正义,就说明了那个制度的宽松,这就是常识。

严格说,胡适、鲁迅都是反对派的角色。不同的是,鲁迅在于尖刻批评;胡适在批评之余尚瞩目于渐进式制度改良。那个时代里,鲁迅被认为是深刻的,胡适被认为是浅白的。但是,在胡适浅白的中,却包含着人类最深刻、最质朴的道理。

鲁迅是狷狭的,以至于他死前不久还在说“一个都不宽恕”。而被鲁迅痛骂的公众人物,不仅从未回嘴反击,还能对鲁迅持平和宽容的态度。如梁实秋、陈西滢、叶公超都给鲁迅以极高评价。胡适的学生苏雪林回击鲁迅,骂的很难听,胡适写长信批评苏雪林。鲁迅死后,许广平找胡适,就出版《鲁迅全集》请其帮忙。胡适鼎力相助,使得该书得以出版。

胡适有他的缺陷和失败处。1948年12月17日,胡适在大陆的最后一个生日。当着很多人的面,胡适热泪长流。他清楚,他一生致力推行的和平渐进式的社会变革失败了,进步的可能性没有了。这一点,胡适的绝望和鲁迅的恐惧是共同的。鲁迅曾对好友,也是中共高官的冯雪峰说过,你们的革命胜利时,我是第一个要逃跑的。这说明,一贯支持革命的鲁迅也深知他的安身立命之处在哪里。

鲁迅的许多文章被选进教科书而世人皆知。但其中打错了板子的却不被人所知,例如那篇《为了忘却的纪念》,鲁迅把“左联五烈士”的死斥为国民党对文学青年的残杀。其实五烈士的死与文学无关,他们是死于党内的政治谋杀,死的也不仅是五个,而是二十四个。据今人考证,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有共产国际背景的王明被“选”为最高领导人,因为选举程序混乱,遭到党内许多人拒绝。党内重要活动家何孟雄、林育南等人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反对不合党章的全会精神。当他们在租界举行秘密会议时全部被捕并引渡给国民党当局,并在半月后被杀。现在有充足证据证明,是王明的中央给租界巡捕房告密,借刀杀人杀害了自己同志。

而这些鲁迅全然不知……。

前面说到杨杏佛、史量才、李、闻被暗杀暴露了国民党的独裁残暴。事情确实有些吊诡。靠武力、暗杀并没有起到震慑效果,从那以后,报纸舆论的监督力度一如既往,即使到了1947年的内战正酣之时,舆论的自由发声依旧。1947年2月15日,傅斯年在报纸发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历数老蒋大舅哥的种种无能、劣迹。傅斯年对报社说,我的稿子一个字都不能改!果然只字未动。然后,傅斯年又连发两文,继续抨击宋子文。半月后的3月1日,宋子文辞职下台。而我们伟人棋高一着,一场“引蛇出洞”的“阳谋”就让千百万文化人闭口禁言,从此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做顺民,这远比暗杀的子弹震慑而持久。李劼所谓“相比于毛泽东的挥毫泼墨、诗词文章、尤其令胡适都赞不绝口、极具煽惑力的白话文来说,老蒋可以算得是没文化了,然正是因为老蒋的没文化,才是民国人士的福气所在”(大意)。愚笨的老蒋,到死都没有学会他的对手那高超的给文化人戴枷锁、把五亿农民牢牢捆缚在土地上、即使饿死几千万、也丝毫没有揭竿而起的任何可能的出神入化天才手腕。毛、蒋孰优孰劣一望而知。

那时有战乱,有恐怖,可是无论胡适还是鲁迅,身边都聚拢了大批仰慕他们的青年学生。那时的学生是热情的、激进的,他们敢于以胡适、鲁迅这样没有官职、却时时批评政府的文人为师,就是环境宽松的体现。也与二人关心、提携年轻人、诲人不倦有关。胡适把每周日设为接待日,在家中接待不同阶层的人,共商各自感兴趣的话题。许多刚刚踏进文学之门的青年求教于鲁迅,请鲁迅帮助改稿子、投稿。这点于今天大不同:今天的年轻人,与思想者稍一接触,立刻退避三舍,或大叫“你格局太大,我等跟不上”;或默不作声、悄然离去。他们太顾忌自己前途、仕途了,他们的敏感和利益的权衡使得精神层面一片空白。六、七十前的年轻人的激情、为国家担当的思想探索,今天早已荡然无存,个人利益的小九九就是学历、聪明、智慧的全部。

我们都曾为鲁迅周围的“白色恐怖”忧心。鲁迅自己也说过,国民党不喜欢他,但是国民党从没有动过他。鲁迅好友曹聚仁也说“鲁迅在1927年后的安全始终没有问题”。

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几天后的葬礼有近万人参加,许多被他骂过的人送来挽联。与他素无交往的孔祥熙也送来挽联,高度赞扬鲁迅。

鲁迅有幸生活在一个最适合他生存的时代。他的成就、影响在同时代文人中无人能比。他的生荣死哀也是以后任何一个时代所不能给予的。而鲁迅与毛泽东也恰如一对知己君臣,都能透彻地了解和把握对方。鲁迅说过革命胜利时,会第一个逃跑。毛泽东也在1957年在上海会见赵丹、黄宗英等文艺界人士时,回答了好友、翻译家罗稷南的提问:鲁迅活着会怎样?毛平静答道:他或者识趣不说话,或者关在牢里还要写……。

也许,李慎之对鲁迅、胡适的认知最有代表性:这位1923年生于无锡,大学毕业后投奔延安的青年,是开国大典中登上天安门的最年轻的老革命之一。曾任周恩来外交秘书,长期供职于新华社国际部,是1957年毛泽东点名的极右分子。说到年轻时对鲁迅的崇拜和对胡适的轻蔑,他说,鲁迅好在哪里?你看‘窗外,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这样天才的语言谁能写得出来!胡适绝对不会这样写,徐志摩也不会,这就是鲁迅,是他独一无二的语言。

走过了几十年坎坷路,晚年的李慎之对制度性思考有了突破性探索、深思。他终于发现,年轻时的选择是走入了歧途。他说,在绞肉机里面绞过以后,再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那就是一条错误的道路。他终于发出“还是胡适之高明啊”,当年怎么就不相信胡适之呢!后悔也来不及了,只有从头开始,重提自由主义。正是李慎之发出“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的清醒、理性之声。

就是这样,晚年的李慎之还是“每年数次”被邓小平请进中南海,倾听他的治国理念。对李慎之的执政党和平转型的意见,邓虽不能接受,然终能耐心听之,已属可贵了。

----完----

2017.6.7

五柳村2017年6月8日(星期四) 晚上7:36收到

日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