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冢之谜锁古道
晋北小县灵丘，有座千年古刹叫曲回寺，在其方圆几十里的地下，埋着规模宏大的石雕像冢。冢内石像有佛、菩萨、供养人等，大的高约1.5米，小的不足0.3米，有圆雕、有半圆雕、有浮雕，坐立不等，形态各异，栩栩如生。规模到底多宏大？根据《曲回寺碑记》记载：“天宝十年奉诏因建石塔三百六座”。石塔即为石像冢，其分布范围“南接北岳，西连五台，北至唐流”，足足三百六十座石像冢，规模着实了得。
当然，三百六十座石像冢还未露出全部真容，目前只查明其中51座，仅此，其负载的唐代石雕艺术和佛学发展信息已令学界惊呼连连，这在新中国考古史上，也算上一件大事了。但问题是，佛像一般是放在寺内供养的，这里为什么要埋入地下呢？这里面，有着什么样的谜团？
近年来，随着对石佛冢考证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专家为埋佛之谜给出如下谜底：据有关记载，石佛冢建于天宝十年（公元752年），其时，安禄山、史思明等军阀蠢蠢欲动，大唐江山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前夜。按理来说，与世无争的佛寺不应该卷入军事纷争，但一个事实是，曲回寺当时是唐玄宗敕造的寺院，“建石塔”又是“奉诏”之为，在叛军之前，这些意味浓烈的政治因素足够建造石塔佛像的高僧们“喝一壶”。更为糟糕的是，这一“壶”几乎无法规避，因为曲回寺正好处于叛军进取晋北的通道——灵丘道之上，“山雨欲来风满楼”，曲回寺的僧人们只好将刻好或还未刻好的石佛像匆匆埋入地下。
如果历史真相确实如此，我们可以说，被赋予了浓厚军事色彩的灵丘道，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石佛冢这一1200多年后的文物珍存。而事实上，作为一条中国古代的通衢，除了在其贯穿沿途留下了远不止石佛冢一处历史风物外，灵丘道的历史功绩更应为人瞩目。
灵丘道的前世今生
让我们先了解一下灵丘道的前世今生。
公元398年，在部落战争中逐渐强大的鲜卑族拓跋部定都平城（今大同），拓跋珪称皇帝，是为北魏道武皇帝。这个道武皇帝是个明白人，作为从草原上骑马而来的游牧民族，除了向南对新占领中原地区的反抗势力进行镇压外，还得紧着仿效汉族区域政权的典章制度，建立封建国家，这是一个新政权的军事需求和政治需求；除此，边塞地区与内地的互市贸易、鲜卑文化与汉族文化的交流也提上北魏新政权的日程。要想同时满足如此多的需求，修一条扩疆拓土的通衢大道是当务之急。
于是，拓跋珪一上台就先修路，在发兵征讨定都中山（今河北定州）的后燕政权后，“王驾北还，发卒万人治直道，自望都（今河北望都西北）铁关（今河北唐县西北洪城）凿恒岭（时为河北省曲阳县西北之常山）至代（平城，今山西大同）500余里”。“直道”就是灵丘道的前期工程，后来，北魏正是通过此道，多次奔袭后燕，加速了后者的灭亡。
北魏太延二年(公元436年)，“魏主遣广平公张黎发定州七郡一万二千人通莎泉道”。北魏置莎泉县，在如今的灵丘县西黑龙河侧，莎泉道即灵丘道。
再时隔46年，太和六年（公元482年），北魏孝文帝为便于公私往返，再次修整灵丘道，这次规模更大，“发州郡五万人治灵丘道”。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五万人修筑，绵延500多里，场面何其壮观！
就这样，从道武帝拓跋珪奠都平城开始，到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前夕，灵丘道的工程经三次可考大规模修建，其过程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与北魏平城时代相始终，足见北魏朝廷对这条道路是何等重视。
北起平城（今大同），越桑干河，翻石铭陉（今浑源县戗风岭），经温泉宫（今浑源县汤头），过灵丘，抵恒山（时为河北省曲阳县），达信都（今河北冀州）、及邺（今河北临漳县），南至中山（今河北省定州）。这是灵丘道所经之处，沿途山山水水，千曲百回，将塞北大漠与腹地中原紧密相连。北魏王朝正是沿此道出太行，横扫河北，问鼎中原，直至携百官六宫，从平城到洛阳。在那些战争与和平的史诗般演绎中，马背上的文明，就是从这条古道，踏入了被儒家文化浸润的大地，从而揭开鲜卑等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交融的序幕。
1500多年过去了，灵丘道当然已不复当年之状，甚至可以说，灵丘道已经成了一个概念化的历史符号。如今，若沿古道寻幽探古，已是一件费尽周折的事情，我们只能从古道的遗址去想像它昔日的繁盛。笔者于2010年10月末曾造访灵丘道遗址，虽时值深秋，一派肃瑟，但这里却在喧嚣中不显落寞。古道的遗址上，早已建成省道标准的公路，作为晋煤外运的一条重要通道，直通河北。
绵延古道多风物
那些曾沐浴皇恩浩荡、聆听铁蹄铿锵的岁月永不再来，但繁华未褪，风物依然。古道所经之处，除了前文提及的曲回寺石佛冢，在灵丘境内还有古栈道、觉山寺、御射台等具有鲜卑文化背景的人文景观。
灵丘道多从深山峡谷穿过，修治难度颇大，犹以灵丘隘门峪内20余公里路段最为艰险，其中一段是在绝壁上凿修栈道通行的。如今，在距灵丘县城东南约14公里的唐河东岸，距河床5米高的石壁上有上下两排栈道凿孔，这就是古栈道遗存。凿孔呈方形，长宽各24厘米，深35厘米，孔距1米至2米不等。栈道遗迹上载危岩，下临喘流，犹胜蜀道之难。
距离古栈道东北、西南各数公里的距离内，御射台和觉山寺分立于灵丘道遗址之上，两处名胜皆因古道而成，至今引人观瞻。
当年，灵丘道建成后，自然也催生了繁忙的国事活动。在当时，皇帝巡幸是国事活动的重要形式之一。在《魏书》中，北魏数位皇帝曾多次通过灵丘道南下巡幸，足见皇驾经此之频繁。
文成皇帝拓跋浚尤其钟情灵丘道沿途风光。和平二年（公元461年）三月，南巡还驾，途经隘门峪峡谷时，看到这里山光水色，钟灵毓秀，不禁兴致勃发，遂与众臣同欢，并举行了盛大的竞射活动，御射台始成。后来，北魏皇家经常“竞射于此山”,这里成为“奏金石之乐”的祥瑞之地。御射台之上，一代又一代的北魏骄子，拉射雕之弓，生万丈豪情。
距离御射台西南三公里处，就是北魏孝文帝为报母恩而颁帑敕建的皇家寺院——觉山寺。据灵丘县志载：北魏太和7年(公元483)，孝文帝巡行至此，“值太后升遐日，哭于山陵，绝膳三日不辍声，思答母恩。乃于灵丘邑之东南，溪行逶迤二十里，有山曰觉山，岩壑幽胜，辟寺一区，赐额曰觉山寺。”
关于孝文帝报母恩，还有另一种说法。
北魏建国定都后，为防止母后及外家为乱，曾定下一条极其残酷的制度：“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生母赐死”。也就是说，子贵，必须母死。
孝文帝十六岁时开始听览政务，但前提是在著名的文明太皇太后冯太后的辅佐下，此时的孝文帝不过是政治傀儡。这一年，随着孝文帝的儿子恂立为太子，他的麻烦也来了。按那条残忍的制度，恂的母亲也就是孝文帝的皇后林氏必须一死。爱江山更爱美人的孝文帝遂向冯太后求情，期许能免林氏一死，但是最终没能如愿。这件事，在《魏书·孝文贞皇后林氏传》中有详细记载：孝文贞皇后林氏，平原人也……入掖庭。后容色美丽，得幸于高祖。生皇子恂，以恂将为储贰。太和七年，后以旧制薨。高祖仁恕，不欲袭前事，而禀文明太后意，故不果行。谥曰贞皇后，葬金陵。
这件事使孝文帝充满了踌躇与无奈，由娇妻之亡进而怀想母恩浩荡，于是决定颁帑金、建梵宫寄托这种情怀。
梵宫建在哪里呢？建在平城当然不行，在太皇太后的眼皮底下纯属自找麻烦。于是，灵丘道进入了孝文帝的视线，国之大道，既是祖皇炫耀武功之地，周遭又极尽山水之美，是最合适不过的地方了。
史料并未给后世留下太多的详情，但不管哪种说法，觉山寺的修建，都与灵丘道息息相关确是不争的事实。
觉山寺后经各朝代几番修缮，寺中砖塔除保存有基本完好的60平方米辽代壁画外，建筑水平也堪称奇迹：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灵丘曾发生七级大地震，县城官私房舍及觉山寺庙宇尽毁，唯砖塔独存，至今完好，并以其独特的历史和文物价值成为国保单位。
御射台和觉山寺分立古栈道两边，一武一文，一张一弛，似乎也在彰显北魏王朝安邦治国的理念。
一些题外的话
作为北魏举足轻重的国道命脉，灵丘道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民族融合等多方面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令人唏嘘的是，这么一个大事件，除了在《魏书》及《资治通鉴》上有数十字的简略提及外，后世史学并未对此特意著述。这究竟为何？
历史上，自诩为正统的封建史家大多对北魏政权存有某种偏见，认为其不过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少数民族的政权，文化落后，难以和汉族政权相提并论，这种偏见，甚至影响至今。当前，国内一些研究北魏历史的学者正着力于针对这种偏颇的辩驳。中国古都学会副会长安大钧对此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因为它是多源汇流的。尧与舜、华与夏、汉与夷的融合，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儒、释、道三教的融合，才造就了五千年不朽的中华文化。我们应该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站在中华文化的立场上，放弃重汉轻夷、重中轻边的观念，放弃封建正统思想，看待拓跋鲜卑主政中原的北魏。
如此，作为北魏之国道，当历史的身影在其上愈行愈远时，我们期冀，在重载汽车的轰鸣声中，能有更多的人怀想故人的不懈和那悠远的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