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世龙:8.18 记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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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56cun
2017.08.18 14:47 字数 1813

1966年8月18日上午,毛泽东先生登上天安门,首次接见红卫兵。

当天晚上,北京地质学院(以下简称“地院”)的红卫兵就有了行动,来到清华园,抄我的家了。

因为我的妻子1953年毕业后就到清华大学(以下简称“清华”)当助教。作为教师,晚上需要备课,那时还常有集体备课,故以她为主,住在清华。两个孩子都是在清华出生的,并在清华幼儿园和小学入托、上学。搬过几次家,1956年后住到二区60号,这是原为工棚的临时建筑,因为房子紧张,改建为住宅,每户面积约50平方米,隔断成一室一厅,加厨房、厕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只可惜没有暖气,不过可领取暖补贴。那时能有这样的房子住,就不错了,一住不觉已十年。

抄家者十多人,主要是男生,都戴有“红卫兵”的袖章,应是地院红卫兵首次亮相。到达时已是晚上七点前后。地院离清华不远,但步行得三、四十分钟,他们也许白天去了天安门,吃完晚饭后集合前来的。

这些人进门后,将我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一个12岁,一个11岁)驱赶进厨房并关上门。剩下我一人看着他们翻箱倒柜。

房间本不大,东西也不多,很快他们就发现,只找到两只大木箱(一个是德坚祖母的陪嫁,她从香港回来时给她的,包有牛皮再涂上漆。皮有破损,但整体现在仍结实;一个是1948年我在上海买的,胶合板加上麻布包装,1966年时已脱胶开裂,去干校时就扔了。)和一个小皮箱(是父亲旅行时用的,此时锁已坏,内部也有破损。),打开看也没有值钱的东西。应该有点失望。领头者大声问:金银财宝都藏到哪里去了!

没找到金银财宝或其他够得上“四旧”的东西,但发现我的书很多,满满一个书柜和两个书架,于是坐下来翻书。

本来起劲的就是那位领头者,其他人有几个帮腔的,大多不言语,无事可做。现在好了,大家都翻书。发现有问题的书,就在封面上打一个叉,被打叉的有几十本吧,郭沫若的《女神》、《屈原赋今译》被打上叉,不奇怪,当是根据作者来定的,而有本作者并不知名的《大运河的变迁》是讲历史的也被打上叉,至今不解。

看书倒是容易打发时间,但看了大约两三小时后,该回地院睡觉了,也只能终止。最后的结果是,将书柜和书架都贴上封条,不许动。还贴了一条标语,“老子反动儿子果然混蛋!”

拿走几本书,还记得有《批判斯大林文集》和《赫鲁暁夫文集》,都是内部发行的,一定级别以上的干部可以购买,学生看不到,这也说明地院的红卫兵中,没有多少父母当大官的,否则才不稀罕。

临行时发出警告,不老实还会再来。不过以后他们再也没有来过。一个多月后,这个地院红卫兵组织就土崩瓦解了。只是在这次抄家后,他们曾把部分抄家所得的“四旧”,以及从图书馆抄出的“封资修”焚烧时,还曾勒令我去执行,时间应在8月21号前后,地点在大操场主席台前。被勒令去的有几位老教授,还有副书记聂克,也许还有副院长周守成,没见院长高元贵,共约六七人,因“勒令”是焚烧前几个小时才发出的,只能抓到当时正在院内的。

焚烧时天已黄昏,先由我们去图书馆用小车拉来,那里已堆有些柴木,其中不少是破损的课桌椅。点火前有一个简单的仪式,上台发言的正是到我那里抄家的领头人,他的讲话不长,没留下什么印象,只有一个动作记忆犹新:双手举起一摞唱片往地上一扔。心想真可惜,不知是什么唱片。

点火后需要不断把书扔进火堆,这个活就由我们这几个“走资派”和“反动权威”来执行(本人其实那一头都够不着。)红卫兵是只在旁边监督,这个活似乎不重,但赶上这大热天,不仅被熏得汗流浃背,还有纸灰不断落在头上脸上,很快就变了个人,想快点烧完也不成,因为扔进去多了就火不起来只冒烟。所以直到半夜才回家。我比其他人还得多走半小时的路。

这次烧书参与者和观众都不多,而地院红卫兵的迅速瓦解,来不及宣扬这些战果。与我一起去烧书的“走资派”和“反动权威”也不知还有谁在,赶快在自己头脑还清醒的时候记下这一段。

余音

应该说地院这些老红卫兵还算是有底线的,抄家时有威胁但没有打骂,也没有趁机拿走什么财物;将孩子们赶进厨房,也许是想不让她们看见抄家的场景,但对她们的心灵是造成了创伤的。

后来,地院将红卫兵抄家所得物件展出,原主可以去认领,没见到我那几本书,却见到有谭邦杰先生的物件。大惊,因谭先生并非地院人,也不住地院。赶快告诉他,并问何故?原来他的公子当时正在地院读书,是反工作队的。由此可见这次抄家,并不是就为了“破四旧”,打击敢于反工作队者的政治意图更明显。多位类似我这样家无长物的青年教师和干部,如团委书记安静中,也在8月18日晚上被“破四旧”,只因为他们反对了工作队在地院的错误行径。

日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