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自己小说的描写对象，雷蒙德·卡弗曾提及契诃夫——“我不觉得自己和别的作家真的有什么不一样，一百年前，契诃夫就开始写这类被生活淹没的人了。短篇小说作家一直是这样做的。”
其实未必类似的。契诃夫写小说像风格厉烈的版画，狠狠挥刻刀扎出底层人物生活的严厉线条来，人人像被生活钉上案板，将崩溃、已崩溃。独看契诃夫每一篇小说，都能寻得人与生活剧烈的冲突，是要感觉被生活抽了响亮的耳光。我看汝龙先生翻译的《契诃夫短篇小说选》，其中最不狠心的一篇《万卡》，小男孩做一天苦工，挨打受骂，写封信给爷爷倾诉，结果地址写“寄交乡下祖父收”，满心美好与希望塞进邮筒，睡觉去了。这种触底的绝望，还要用希望做创可贴，寒心也来不及。其余各篇看下去，仿佛路过生活屠宰场，人人在经历待宰的日子。
而卡弗的小说，真正是生活无声的“淹没”。契诃夫描绘屠宰场，卡弗便描绘蒸笼与热锅，人在其中尚且死不掉，离崩溃也远，只悬停在一种艰难过活的状态。唯一要做的、可做的，是拼命挣扎，寻一处透气口。独看卡弗一篇小说，寡淡，无聊，病恹恹。起初拿到《大教堂》，看辑录的头一篇《羽毛》，几乎不知所云，只记得独步花园一只孔雀，以及停滞的空气里一些零落荒芜的对话。然而多看两篇，看到《保鲜》里连同冰箱一同坏掉、淌脏水的食物，一种凉意不知从何处袭进心里来。不是从小说中，仿佛是自己的日常生活开了缝。
当年看罗伯特·奥尔特曼的《银色·性·男女》，只晓得看他如何将卡弗九篇小说与一首诗作神奇的排列组合，让本来独立的小说人物间相互联系，这是奥尔特曼擅长多线索交织的电影叙事技巧。现在的体悟，技巧后面，是奥尔特曼对卡弗极深的理解。看完整本《大教堂》，我发现每一篇小说并不独立，独立起来少意味，没意思。连篇看下去，所有人物就在脑子里组成一整幅小人物画卷。也以绘画做比，大约是简单勾线的钢笔画，轮廓精准，有点睛的几笔。这所谓的“极简主义”，单讲卡弗形容词廖少的文体，若是望眼整幅画卷，人物形象丰富得一塌糊涂。
餐馆服务员，失业技工，维生素直销员，农民……他们境遇大体相似，薪水微薄到生命维系的底线，完全丧失体面的权利。比如《马笼头》，破产农民霍利斯，以往爱玩马，玩得存款散尽，仅余一只马笼头，于是辗转各处讨生活，到了小说中这间旅馆，出门打散工。霍利斯的老婆干活直到“发根都露出来了”，才舍得想起来去做做头发。最后霍利斯一家人再次辗转，行李收拾干净，马笼头却丢在旅馆房间里。小说里有对马笼头的描述，这东西很重，套在马头上，拉拽起来，便控制马的启停与方向。这马笼头其实也套在霍利斯一家头上，生活拉扯他们四处奔命，无处休憩。
卡弗笔下人物若是生活状态还好，那必要情感破产的。《软座包厢》里的迈尔斯，鼓足勇气去见曾经矛盾深重的儿子，坐了火车到了站，却将勇气散失，不愿下车、懒怠面对。此前那一篇著名的《谈论爱情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也是一样，梅尔酒后痛心说起对前妻的恨，叫人想起只敢背后下咒的小人面孔——感情败落的废墟，比卑微的生活更易制造懦夫的。
于是想起自己重新打量侯孝贤《冬冬的假期》的时候，才晓得一段平淡的假期何以藏匿了许多参差起伏的情绪。想起再三看费穆的《小城之春》，看到女人春心微动与男人死气沉沉，也才明白生活温吞中，空气间味道其实混合了香水与便池。于是再琢磨《银色·性·男女》，晓得奥尔特曼参透卡弗，看尽生活。他于电影最后安排一场地震，让小人物们放下手中维生的活计，这才有机会叫我们对周遭的生活做思考。
文学、电影，弄成卡弗这般没有起承转合，仅有各种状态描写的，都不为给观者短暂的打动，也不企图对观者有改变。卡弗的自问：文学能否改变生活？自然无望的，卡弗这般“极简”而故意放弃戏剧力的文学能给予的，大约是一个人反照内心的契机，是人人对生活做思索的端倪。但好的小说家终究类似的，一切好文学，不论戏剧力强大与否，人们终究要在心情的沉渣被情节剧烈搅扰之后，对深沉的生活做深沉的回味。
回味什么呢？卡弗的自答：文学能够让我们明白，像一个人一样活着并非易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