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在时代不断变化更迭发展中始终处于不可动摇的稳定地位，是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期开始起步的。

此后，在经学的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种不同角度下的经学研究，但东汉的发展时期今文经学研究逐渐走向衰败，几乎销声匿迹，于是古文经学便以得天独厚的优势长期受到朝廷以及学士的关注，成为以后经学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环节。

然而，到了清王朝发展的时期，今文经学却再一次出现于儒家经学研究领域中，并于短时间内在经学研究中站稳了脚跟，清朝儒士们对今文经学的研究重视程度远超过古文经学研究。

与此同时，在新的研究视角下，有甚者更是大胆公然宣称古文经学的研究对象极有可能为伪造书籍，并深度揭示古文经学研究领域内存在的大量问题所在。

因此，纵观经学整体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古文经学之所以能够迅速被今文经学取代，这与经学学术研究的发展需要存在莫大的联系，是经学发展必然的趋势。

宋代和清朝前期经文经学研究岌岌可危的处境

明代的学术思想领域中宋学占统治地位，前期理学提倡自由研究本是学术界一大进步发展，但后来其内容日渐僵化，并大量空谈明心见性，所宣扬的理论多为不务实际的内容。

从而直接威逼清朝经学研究状况，乾嘉汉学以宗奉汉代古文经学为治学宗旨，在治学范围上以经学为核心，旁及文字、音韵、训诂、辨伪、校勘等，同时注重求实的考据之学，讲究无一字无来历。

此时的古文经学研究由乾隆至嘉庆而极盛，其成就和学术文化的贡献是空前的。但也存在着缺点，最常见的弊病，是失之烦琐。

方东树对此现象曾在《汉学商兑》中言及：“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沽、形声、传注驳杂，吸据群籍。佐证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

由此可知，古文经学研究下存在的弊端逐渐被暴露无遗，其与社会运行方向已经出现无法调适的境况，面对经学出现的岌岌可危局面，经学研究无疑迫切需要一个新的发展突破口。

今文经学的重现

面对古文经学不再继续立足于经学学术领域研究的局面，加之儒士对于学术变革的急切呼声，以及清代学术思想领域中掀起的“以复古为解放”、“复古以求新”与鼓励学士从古代的思想宝库中寻觅新的思想启迪的思潮作用下，西汉时期就早已诞生的今文经学在沉默一千多年以后，又重新获得再生的机遇。

今文经学相较于古文经学学术领域中长期为顽固迂腐的皓首穷经方式下的烦琐考证研究，可谓一股清新浪潮。今文经学是儒家经学中的一个灵活性很强的派别，它的特点是通过讲“微言大义”而言政议政、谈变倡改制，这无疑正适应了清代中叶以后的社会需要。

在此，我们可以断言，今文经学的重新出现，不仅是时代的呼唤，也是经学学术发展的必然阶段。

晚清今文经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这在三个阶段里，今文经学渐渐融入了社会的发展中，并于客观现实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为经学学术领域的发展迎来高峰期：

1.重振旗鼓

大量相关经学研究资料显示，从乾嘉汉学向今文经学复归的时间大概是嘉庆末年，而清朝今文经学复兴研究的开山人物是庄存与。

庄存与的著作《春秋正辞》正是向古文经学研究对象《左传》发起的攻击，是使今文经学开始复活的第一部著作。

它以《公羊传》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为纲目，阐发《春秋》的“微言大义”，同时力攻《左传》，认为“获罪圣人者，传左邱氏者也。”

庄存与开辟了新的学派——常州公羊学派，由庄存与、庄述祖、刘逢禄、庄绶甲等近亲群体组成。主要贡献为：沟通《公羊》和《论语》，以《论语》阐释《公羊》，明确《春秋》在五经中的统摄位置，加固了公羊学研究的根基，并系统阐发公羊义旨，以此彰显了公羊学的经世价值。清理经学统绪，辨析《左传》，定伪《周礼》，贬黜《谷梁》，达至唯纤尘务去的程度，以确立今文经学的独尊地位。

在阐明公羊旨意的研究中，常州公羊学派明显地表达了对现实政教衰败、社会动荡局面的不满、批评以及忧虑的思想意识倾向。

他们的变法意识被后来的今文经学家龚自珍、魏源等人利用并充分发挥作用。

2.继续建设与拓展今文经学影响时期

这一时期今文经学家的主要代表为魏源、龚自珍等人。

魏源、龚自珍都有师从刘逢禄学习《公羊春秋》的经历，他们对于今文经学的研究，既不同于西汉今文经学那样以经书为指归，也不像庄存与、刘逢禄等人利用今文经学言论政治现实社会问题，而是为清王朝设计新的发展出路，实现“救稗当世”的理想主张。

两人在今文经学研究领域尤为突出的贡献为：以今文经学为武器，深刻地揭露并批判了现实社会政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包括专制皇权、腐败官制、颓靡的士习、不正的学风，都给予了一定的历史进化观念进行阐释，同时积极倡导“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救弊改制主张。

在他们的努力下，今文经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演变成为了社会思潮尤其是救弊改制思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有机力量。

3.维新变法为今文经学迎来巅峰时期

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运用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进行维新变法的实践，从而使得清代今文经学从言政议政，发展到与社会运动密切相结合。

康有为继清代今文学之续，是清末今文经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人物，像常州公羊学派及龚自珍、魏源等今文家一样，康有为也十分推重《春秋》学，主张治经“先通《春秋》，以知孔子之改制”。

其创作的《新学伪经考》是对自东汉以来产生的古文经学无情严苛的批判，进而全盘否定古文经学铸就的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思想，将孔子塑造为“托古改制”以兴天下的教主，并根据时代精神和资产阶级的需要，对今文经学进行了认真的改造，着重运用公羊三世说理论，宣扬平等、选举、议院、民权等西方的民主立宪政治，主张人人都应该需要拥有独立自主的权利。

他利用今文经学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在强调维新、改良、变法的同时，把视野与目光转向了对西方的学习，并由魏源提出的学习西方器物工艺制造技术，发展到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教制度。

为了自己的理论主张，他不仅广造声势、大力宣传，而且还自下而上的进行组织活动，将各方力量汇为一场由上而下的政治改良运动，尝试挣脱顽固势力的羁绊。

康有为为今文经学大量灌注了时代风气，并使之成为改革变法新主张的理论基础，成功实现了学术与政治的紧密结合。

小结

今文经学以公羊学为核心，有一套自身的政治历史理论主张，如“大一统”的社会政治理想、“通三统”之政治制度因革观、“张三世”之历史阶段性理念。

此外，还有一些诸如“《春秋》当新王”、“讥世卿”等一系列义旨。这都是处于盛衰治乱转折时期的人们迫切需要的理论思想，使得大量学士寻觅到了一种新的方式表达自己对时代政治社会的态度以及对将来的看法。

今文经学的价值之所以经历一千多年以后仍能为晚清世人所发现、重视、利用，不仅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古文经学转向今文经学必然的发展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