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减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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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微澜细语
2017.02.15 15:40 字数 4178
*中国家长能否可以自觉自愿从竞争队伍中分流,帮孩子独辟蹊径,不要千军万马抢名校这条赛道?
答案是:不可能!

01.减负是个伪命题。

学习本身是一件必然需要花时间、消耗体力、投入脑力,忍受孤独的活动。毕竟要进名校,都是千万里挑一。美国哈佛,录取比是0.06%,日本东京大学,是0.19%,和清华北大的0.04%,也好不到哪里。所以无论欧美还是中国,从学习付出成本这个角度谈“减负”就是一个伪命题。(录取比例仅供参考)

2012年3月我在美国Connecticut(康迭尼格州)学习了3周,访问过几所高中的中外明星学生(就读Year10的Top10%以上学生)。我询问他们课外的学习时间,他们都说,回家要再学习4个小时左右。也意味着学到晚上11、12点是常态;问他们是否打工赚零花钱,他们皆笑说,“没有时间”。因为从前常常听到国外孩子课外送报纸、看孩子、到麦当劳打工赚零花钱的刻板印象,所以我曾继续追问,你们不打工,怎么会有零花钱呢?这些孩子诧笑答,“父母会给啊”,其中一个还特别强调,“爸妈并不需要我去麦当劳打工,一个小时才7、8美元,实在太不划算了!”这些孩子在学校都选修了几门AP课程(大学先修课程),主动要求自己学得深、学得难、学得好,是因为第一,申请名校,需要看所选AP课程的学分多少,绩点多少;第二,这些AP课程很多都是大学Foundation课程(基础课程),拿到的学分,进入大学后可以充作大学基本学分,意味着不必再学了,可以减少重复选课的费用。据我所知,在这所“蓝带”学校(Blue Ribbon Schools )就读的孩子,即便是学得这样辛苦,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进哈佛、耶鲁,更多的孩子对自己有清醒的认知,他们会根据自己选修的AP课程,选择专业排名靠前、自己喜欢的大学或文理学院。

所以,谈减负,首先得明确“减负”减什么?如果,“减负”是减掉越来越多人疯狂跟风的“奥数”、是减掉幼小、小初升学的面试关的"抢跑道"提前学的知识和技能、是减掉低层次的反复训练的应试题,我想这个减负才是谈到了关键点。但是,谈这几条,就不得不涉及到“教育不公平”这个话题。

02.

在此,我们应该将学生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和获得学业成功的不平等区分开来谈教育公平的问题,才能真正解读清楚家长焦虑的由来,及“减负”的可能。

(实际上,我这篇文章的语境,主要都是在学业成功机会的不平等上,而不是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其一,体现在优质资源的不公平

但,就近入学并不能真正解决教育公平。众所周知,好的教育资源基本都集中在城市的某几个区,区里的某几个地段而已。完全按地段就近入学,意味着可能有上层家庭的孩子与卖菜家庭的孩子一起读书,试问,是谁不答应?上层阶层可以通过交付昂贵的学费、社会资本(特权)转入民办或公办名校;那么你以为中产阶层的家长就会喜闻乐见?一样不会答应!(这里没有任何歧视底层家庭或农民工子弟的意思,而是就事论事)只要有一点可能,中产阶层的家庭也会想方设法地把孩子从“农民工子弟”学校转走,乃至于在一个学校内部,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全纳“教育,实现教育公平。至于是什么原因,很简单,你与什么人在一起,由话语体系决定,也会决定未来你的话语体系!其本质,就是文化区隔。

因为,首先政府并无可能保证所有学校的硬件设施设备都先进,所有学校教师的教育教学理念、手段、育人观都先进。所以,一定会有择校问题!

当下的中国,财富和权力还将持续影响着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革。政府所倡导的教育公平政策,一旦被阻碍或打折执行,体验最深刻的、最痛苦的,其实也最刻意地、执着于维护这一文化区隔的,是中产阶层。因为,他们需要通过教育,拉近与上层社会,拉大与其他处于其下位置的群体的距离,阻止社会中下阶层向上流动。教育的功利性并非当代产物,也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美国也一样甚至更为赤裸裸——通过富人区、多种族学区等,公开合理地进行身份复制,进行着静悄悄的社会分层。

中层阶层最痛苦,最在乎教育不公平。中产阶层最在意的是“学业成功的不平等”,即进入名校,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是否公平,是否获得学历的机会均等。

作为文化资本的符号——学历对大多数人来说,显然比文化本身更为重要。因为,学历是资本转换的中介。但,学历并不代表着学识和道德,偏重学历的竞争,只能导致社会的浮躁和功利,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弊端。

相比较而言,中国在保障教育公平,以阻止社会阶层过早固化上,还是给予了充分地重视。但不得不说,身份复制已成趋势!官二代、文二代、演艺二代、商人二代、公务员二代…

实际上教育公平影响最大的是底层社会群体,但他们已然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另外,也往往过早地放弃了教育这条通过文化资本的集聚改变个体命运的通道,并非完全是因为优质教育的地区、校际差异,而是,教育毕竟是马拉松竞赛,太需要整个家庭的支持、个人的天赋与意志。关键是,在教育投入与产出上,时间跨度太长——往往要到45岁左右才能步入人生顶峰,而现在太多的年轻人,渴望考上大学找个好工作,然后在35岁就实现财务自由,急切地想要活得毫无压力。坦率说,可能性太小,中外使然!

其二,体现在学校内部的学业成功机会的不平等。教育主管部门的一些领导并不懂教育,导致很多学校校长不敢进行课程改革,包括教学改革所必须面对的分层走班制。一些校长严格地执行着“国家课程=教材”、“不准分班”等上级部门的指示,不敢根据学生的实际需要进行课时调整、内容删减、篇章整合…因为学校不得不在统一时段面对定量检测,检测的标准以单一的纸笔测试为准。

一个班级,必然有学习能力极强、学习动机端正的孩子,但是他们不得不和其他孩子一起,接受同等进度的课程;一个班级,必然有学得较慢,需要更多关注的孩子,他们不得不跟随大多数孩子的学习步伐,慢慢失去学习兴趣、甚至失去自信。无论以上哪种学生,必然有家长认识到学校内部的不公平,就会选择送孩子进入不同的补习班、补习学校进行选择性学习。学校因为课程、教学导致的过程性不公平,少部分可以通过家长主动弥补。但更多,需要教育主管部门、学校、教师与家长一起关注。

其三,体现在男女学业成就不平等上,导致性别差异带来的学业成功的机会差异。一般家庭不大关注这个事实,但作为研究者不能回避这个问题。从现实数据我们可以读到,出身任何社会阶层的学生中,女生在学业水平测试中都遥遥领先。但是不同社会阶层内部,男女学业成就还是存在差别。在公务员子女、教师子女中,女生们的霸权地位就受到一定的限制。而在中下层、下层人群中,女生的学业霸主地位就受到强化,因为大多数家庭需要靠男生赚钱养家,或继承自己的小商业,早早离开了学校。当然,纸笔测试倾向于记忆性知识与重复性技能的话,也会更促成女生的学业水平测试领先。

03.

就当前上海政府提出的“减负”,主要针对的是课外补习,减少抢跑道提前学的“疯狂”,停止以升学选拔为目的的各种学科竞赛,如赫赫有名的三大竞赛,中环杯、小机灵杯…个人是极为赞同的。但这不仅仅是政府、学校的问题,也是家庭需要反思的问题。

因为,聪明的家长早就知道,小机灵杯会换个包装,叫小聪明杯、小机智杯,再起风云!因为,民办、公办名校升入排名前十的名牌高中,占据了60%以上的名额。

所以,只要游戏规则没变,即使优质资源如此丰富的上海,呼吁家长不焦虑、主动减负,不大现实。但是,家长们还是需要理性思考一下,到底学习是为了什么?怎么样更好地支持孩子的持续稳定发展?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本身也是一个伪命题,是商业机构的炒作,是导向明显的商业宣传。清醒的父母,应该了解到每个孩子莆一出生就意味着不同,天赋、家庭经济、父母受教育程度等,这是不容回避的个体差异。实际上,幼小阶段的学业发展,与家庭有极大相关,即家庭拥有进行最基本教育的“存货”多少,尤其是母亲受教育水平对儿童学业的影响远远强于父亲的职业或者受教育水平。可见,儿童早期所接受的文化环境远比其物质环境重要

现在普遍问题是,幼小阶段的家长花钱送孩子进入早教中心、迪斯尼儿童英语、各种学科学习班,并不仅仅是为了进入名校,更以为这就是自己尽到了父母的职责。父母们千万不能忽略,惯习的生成具有自身的逻辑,它是按照一定的时间顺序安排起来的。在家庭中获得的惯习成为形塑学校经验的基础,而千差万别的学校中的行动,又改变了惯习,成为此后所有经验的基础(引自,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

对于家庭来说,与其呼喊着教育不公平,不如投身建设自己的“家庭文化域”——文化资本是以文化背景、知识、性情和技能的方式相传的,个人通过先天的和后天的培养形成内化于身上的学识和修养,体现为能力、信心、收入、工作模式等。一种文化的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之所以能够形成相对固定的体系并延续下去,除了社会舆论和学校教育的影响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家庭的文化传递功能

显然,中国已经进入全面“拼爹”、“拼娘”时代:拼爹是比拼父亲的职业收入、社会地位;拼娘是比拼母亲的学识修养、情绪管理。

04

建议:

父母的抚养行为都是在内化了的价值系统指导下作用于儿童的。因此,父母需要为孩子教育的“惯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首先是,家庭的文化氛围,比如阅读习惯养成,只有靠小学初中阶段。

其次是,自理和自立能力的培养。是为了未来有选择的能力并为自己负责。

第三,良好的艺术修养。是为了提高审美能力,为未来有情趣的生活打下坚实基础,并有可能养成想象力、创造力。

第四,正确的三观。具体到金钱观、权力观、学习观、职业观、家庭观、婚姻观、运动观…

个人的观察,在中国,将权力通过文凭进行合法转化,主要是通过高考这样单一的选拔途径来实现的,到现在还没有明确的其它制度可以替代。所以,目前呼声最高的是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正在进行的是高考制度改革。在市场经济时代,教育作为获得地位、权力的主要途径,各阶层家庭都不得不给予高度重视。

激烈的择校竞争,始于幼小阶段,终于高考。这是人生最美好的12年,也是父母最煎熬的12年,我们得理解压力最大的中产阶层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是如何在素质与应试之间徘徊!

当今中国,对那些具有强烈上升或维持意识的人们来说,文化资本仍然是个人实现上升的最好的途径之一。但,游戏规则已经在发生一些变化,我们需要更为警醒,文化资本转换更为隐蔽,社会所强调的综合素质、实际能力,并不仅仅靠学业成功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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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产阶层的地位恐慌看减负的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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