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抑郁症患者吃的一顿饭(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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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简简
2017.10.12 20:14* 字数 20043

我们家在我不穿开裆裤时,爷爷奶奶包括外公就相继去世了。举目一望,人还是蛮多的:父母,两个哥哥,还有一个外婆。据母亲后来无话找话骗我说话时交代:“你上幼儿园时,就很成熟稳重,不哭不闹,乖得不得了。”我知道她是瞎编的,因为从现在我的表现来看,她的几个词都得改正。例如我很成熟稳重我很乖,就要改成我很老实,或者说我很木讷,或者改成我是智障,我是呆逼,我是抑郁症患者。

我现在差五年就四十了,但我还是搞不懂,为何我的家庭,大家虽然都各有缺陷,例如我大哥嘴唇厚,我二哥初二就把人家姑娘的肚子搞大,我爸喜欢钓鱼,我妈喜欢点钱,我外婆的右脸上有一块红色的胎记,爷爷奶奶没印象,但我妈说我爷爷是个左痞子,我奶奶喜欢虐待她,但没一个抑郁,都活得像放生的鱼。

我现在是一所重点高中的物理老师。我承认这个工作很适合我,因为别人不承认,我只能自我承认一下。有时毛病发作的时候,我就想对教育局大员们大声疾呼:全区的物理老师,都应该是抑郁症患者。或者说,一个物理老师不抑郁,物理肯定教得不好。我的依据是我的偶像爱因斯坦照片上的模样就是一个活脱脱的抑郁症患者。

当然,我物理教得很好,每次月考期中期末一模二模主要是高考,我教的班,高分和均分都甩第二名五分以上。所以我这么有底气说一个物理老师如果不抑郁,物理肯定教不好,因为我是一个大家公认的抑郁症患者,教出来的成绩却他妈的这么变态地高。

对了,我这个称号是集体智慧的成果,我也从初中就开始承认了,于是这就成了“我是人不是猪,因为我看起来像人,不像猪”这样的事实,而事实就像一百多层高楼下的地基,根本没有去动摇的必要,因为如果动了,那上面的一百多层怎么办?就像我这么多年来养成的抑郁症患者的行为习惯怎么办?要知道,这也是我辛辛苦苦九死一生才赚回来的。所以我就没有去医院确认。我觉得对于这种大家一看就知道的病,没有必要去花冤枉钱。为什么大家一看就知道,因为这种病的病症太明显了,得的人又太少。你说大街上一个男子露着小和尚从容地游荡,大家当然一看就知道他是神经病。当然,我还没有严重到他那个地步。但神经有问题是肯定的了。

我不去医院确诊还有一个原因。记得我刚来这所学校没几天,校办副主任就找我,让我去体检,说新教师要定二级职称,必须体检。我当时还问要不要钱,因为当时学校发给我的1000块钱的安置费我全都借给一个大学同学了,而从来没有像样体检过的我,觉得体检是市长省长才干的事,私人必定得花很多钱。

这个同学跟我最铁,因为大学四年,他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他妈就是个傻逼。”而且同宿舍八个人,就算他说这句话最频繁,最由衷而发,最能让我体会到讥笑这个词的原汁原味。起初我不搭理他,觉得他只是因为太忙需要发泄而已,但最后我竟然开口跟他说话了。而我们宿舍,能得到我张口说话待遇的,他是第一个。他那时就很紧张,眼睛一直看着我的手脚,怕我这个神经病发神经随手拿起什么哑铃凳子水果刀跟他同归于尽,那他这种栋梁就亏了。他那时肯定把我当成了社会负担,而他准备工作后每年年末带着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四套班子去一个社会福利院看望被重点观察的我。

我当时跟他说:“孙猴子,你以后会知道我的好的。”

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其实心里是想说:“我是个好人,你就不能行行好,把我当成空气吗?”但他听了,更紧张。他理解成:孙你妈的,你以后会知道我会报仇的。于是我这句哀求,就变成了一个神经病有意识的恐吓,你说他能不对我好吗?

但他对我好,已经是大四上学期即将结束的时候了。他被逼无奈,不说我是傻逼了,还经常拉我去学校后门的“琼芳”吃酸菜鱼油焖茄子宫保鸡丁,但最后一桌人,只剩下我一个,然后,我买单。因为他们一群人,吃到最后二十分钟,就每隔两三分钟一个接电话然后说有事对不住了我干了你们继续一走了之。我知道他们的意思,我不生气,但他们演得真他妈烂,我还很高兴,因为不到一百块钱就能看到他们青涩的演出,我觉得赚了。

我为什么要花钱看他们表演呢?一方面他太热情,北方人,性子起来后,你不答应,他就觉得你不给他面子,哪怕他心怀鬼胎,但只要他说服自己说他自己是活雷锋,你最好还是接受得爽快点。但更重要的是,我从五年级起就觉得自己不正常了,所以我不反对一些投怀送抱的机会与他人接触,好装得自己是个正常的人。其实我就像古时候的太监,也有过家庭甚至夫妻生活的欲望,哪怕我和女人对食得不到任何快感,但只要我有了这一行为,而与我对食的女人有点快感,我好像就褪去太监的名号,变得正常些了一样。

幼儿园读了一年,我觉得这些小屁孩真他妈脏,幼稚,于是我就懒得跟他们过家家,其实我更脏,以两个猪鼻孔下方的鼻涕或者鼻涕泛滥过的白痕为证。如果哪一天我鼻涕正好流尽,而后方还在赶工以出新的鼻涕前,这一阶段,我本来要生小日本胡子的地方,就会干净一点,甚至还有点小孩子可爱的迹象。但这还是两个打了补丁的双袖的功劳,因为我们家那时只有一块洗脸毛巾,这块毛巾一早就会被父母外婆两个哥哥宠信过,轮到我揉着眼睛奔到它门前时,它已经又黑又难闻,且还皱巴巴的,活像被尿液浸泡了很长时间的草纸。

你说我这样一个18岁考入211重点大学物理系的人,小时候会不分青红皂白地用这种毛巾洗脸吗?对了,这块毛巾很多次被我妈我外婆用来擦桌子,其实她们有这个觉悟:这是洗人脸的毛巾,不是洗桌子的毛巾,但我家没有抹布,而有贵客或者家里要祭祀老祖宗桌子这个时候要干净一点的时候,又必须要用到抹布,所以她们只能拿毛巾下手。她们平时处理饭桌是用芦柴棒箍成的把子一扫就完事,至于那些被清理下去落在泥地上的饭粒菜根沙子头发死苍蝇或者偶尔的鱼骨头肉骨头,自然有饿得发昏好像一刻也不能等再等就要揭竿而起暴动的一群鸡和两只狗的一拥而上。这帮畜生一个个把两腿张开,压低身体,稳好下盘,屁眼对着人家的头,像欧阳锋发蛤蟆功一样,一只眼盯着地上的食物猛吃,一只眼还要防其他的饿死鬼插队,其精神之紧张,争斗之惨烈,真可以给少年犯们当励志素材。

但这也不能怪这两个女人。我们家对于跟布有关的一切生产资料的理念是这样的:我父亲临幸过以后传给我大哥,然后大哥传二哥,最后落在我身上。这颇有点匈奴里父亲死了把女人传给儿子的风俗。我穿不上了,或者衣服破得连我母亲和外婆精湛的针线手艺都无能为力的时候,就会被做成鞋面,实在不济,就纳成鞋底。这样下来,你可以想见,她们哪有多余的做抹布呢?她们如果能像马道婆向赵姨娘要点零碎缎子做鞋面的机会,那抹布的事,这两个女人会处理得风风光光。

我估计父亲和两个哥哥也有怨言,但我父亲赚不了多少钱,我两个早就辍学跟着我父亲下海捞鱼的哥哥对于赚钱也责无旁贷,他们三人竟然连第二块毛巾的钱,连只要一块随便什么布哪怕是麻袋布做成的抹布的钱都赚不出来,你说他们有资格抱怨吗?如果敢说出来,哼,嘴上不饶人的我妈和我外婆,肯定会给他们三人好看的。

所以我上学的头几年,几乎没洗过脸,也就是说我很脏,但我竟然还真心嫌弃别的同学脏,好像我们家世代行医,洁癖是理所应当的一样。诸如此类,一直到现在,我都是这样:无论自己如何,一律高标准要求人家。人家就是一个集合,集合的百分之九十五当然达不到我的要求,我就会说他们统统是猪,我就会像傅雷一样骂自己视力范围内的中国人。当然我从来没有把这份失望伤心表示出来,因为我几乎不说话,这样就没有危险了。于是大家看到我,就是一个内向自闭好像因为经常手淫而整天无精打采的废物。其实我是想让他们觉得我是一个有内涵的人。

我偶尔幻想有一天我成了著名作家,粉丝要通过我的书解决人类所有问题的情景。例如结婚十年后性欲不佳,看了我的书,就柴火汽油宇宙爆炸;青年作家脑袋里一团浆糊,即使写了几十本书还是啥狗屁的乐趣都没有,看了我的书,就会文思泉涌噼里啪啦妙趣横生;学生面对繁重无趣的学业像阳痿一样提不起兴致,看了我的书,就一下子找到了刻苦求学的动力;哪怕一些政府官员以及从事夜店生意的女性,看到我的书,也会脑洞大开,升迁和顾客接踵而来。当然这是我小学五年级时候的事。

五年级之前,我虽然一觉醒来,小和尚常常像一根旗杆直竖,而我的小手掌一握,就成了旗帜,我的手掌再旋转几下,旗帜就像在风中飒飒招展起来。这只是无聊时候的营生,毫无快感可言。可是五年级的某一天早上,摆弄着摆弄着,它竟然演绎了什么叫痛并快乐着的好戏,此后我就乐此不疲了。也许从那一天起,我就跟过去的自己一刀两断了。

过去,我只是沉默,因为我觉得自己比他们聪明、优秀,以成绩为证,比他们成熟,以我惜时如金,不参加他们的幼稚游戏为证。都是觉得沉默是我这种优秀学生,祖国脊梁,以后要带大号红领巾三道杠去县里市里一直到天安门城楼代表全国亿万少年儿童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的国家希望的专属基因。当时我还不知道中国有最重要的几个人,他们叫政治局常委,如果知道,我肯定认为自己以后必然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这份胆大包天的自信,应该源于我的牛逼成绩和我的沉默寡言,以及我深受老师重托担任的班长一职。

记得小学四年级,我们班有一个女同学,她完全符合我的高标准:漂亮,而且也跟我一样瞧不起任何人。其他男生在她面前都是小心翼翼,有求必应,但我觉得她虽然在冷死人的冬天还穿着黑色长袜羊毛大衣,头发上趴着一个闪闪发光的蝴蝶,说起话来,那一口小米粒大的洁白的牙齿真想在无性欲催逼下狂吻一通,吻得她用好听的声音说流氓。但她成绩那个烂呀,我的天,难道老天啥事都不做,整天就是搞平衡的吗?所以我对她虽然高看一眼,但很是不屌她,即使迎面撞见,也视而不见。我那时想,想让我瞧得起你,长得好看算个鸟用,成绩好才是硬道理。别的男生那时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自然地围在我周围,称我哥,说我是老大,觉得我无所不能,因为我连我们班最漂亮,最会打扮,最有钱,最骚的女生都不屌,这说明什么?说明我这个人绝对不是金钱美色所能动摇的旷世奇才,他们如果现在不趁这个机会抱大腿,那不是傻瓜吗?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中考结束,我当时想,人只要沉默,成绩好,最重要的是装性冷淡,那就能赢得一切,包括最漂亮的女生。

可是高中开始,乡下初中来的我,继续沉默,对女生视而不见,用功努力,争第一名,但一切都变了。他们,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连最一无是处的女生,都好像认为我是一个变态,所以对我敬而远之,连最起码的排挤都不给我。

初中高中这么大的差距,让我有点吃不消,但我还有希望,我觉得罪魁祸首是我的成绩不够好。其实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县中,在茫茫农村只招了两个班,而我是当年我们乡的中考状元。我高一的成绩好像也是年级前几名。但我觉得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例如我可以一直保持第一,甩第二名几十分,像初中一样。但无论我把别人用来踢球洗澡星期六晚上逛街看录像下棋的时间浇在学习上,我还是不能傲视群雄,但我还是不服输,因为这关系到我高二分班时看到的那个披着长发夏天在几乎透明的衣服里穿着的有细细带子的黑色内衣,漂亮得能让人日夜不分就想和她搂在一起睡觉的女生能否注意到我存在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努力不够,于是我干脆搬出了宿舍,寄居在学校围墙外面的一个农户家。

我跟爸妈解释说这样可以晚上学到一点,早上五点起来,我爸妈当然同意,即使每个月多花三百块。

可是成绩还是年级前十,包括高考。我后来总结失败教训时认为,我那段住在外面的时间,晚自习回到住所,几乎每晚都肆无忌惮地手淫,这影响了我的学习时间。因为手淫前,我会意想一些画面,包括和那个长发女生的拥抱接吻宽衣解带,这前前后后平均下来要半个小时,而事成之后,我就很享受地四肢乏力,躺在床上,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舒舒服服地沉到梦中,连脚都不洗,别说小和尚和屁股了。所以那段时间,我的同桌老说周围有一股骚味,他一问,我就夹紧自己的裆部,然后四处嗅说我怎么没闻到。

所以回忆起来,我的高中三年,就是白天沉默学习想怎么弄到年级第一,一年半晚上想做爱,一年半晚上眼睛闭起来发挥想象力真做爱。其他的,我什么都没干。

我知道他们认为我就是一个只会学习的废物,和我这个人做朋友,无利可图,甚至连乐子都没有,而只有像刚穿了新衣服却被溅了泥浆一样倒霉。其实,我是无所谓的,因为我有事可做,活得充实,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时间太少,所以我更要用沉默来止时间的血。但我的同学却甚觉不便。因为不管他们如何健忘,我是班级一员。别的班说到我,就会说就是某某人的班级,而某某人,就觉得是奇耻大辱。还有他们很是迷惑,因为这么一个失败的我,他妈的成绩是班级数一数二的,这让他们这帮自诩为聪明俊朗风度翩翩的白衣少年受不了,于是我的存在就变成了反衬他们是一群绣花枕头的铁证。我猜想他们也是想过要排挤我,知道把我折磨成重度神经病然后休学或者直接跳楼。不过那时候可能他们觉得搞我会弄脏他们的手,或者说他们觉得我初中已经是神经病了,还是少惹为妙,因为万一我跳楼了,我这样一个成绩莫名其妙好的学生,按理来说逻辑思维应该也不错,估计会留下什么遗书说他们排挤折磨我,就像黑社会一样,那就没意思了。所以全班竟然他妈的不约而同说我得了抑郁症。

抑郁症这个词,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苏北小县城,估计没几个人知道。他们之前给我起了“白头翁”的名号,我虽然生气,因为我还年轻,不可以这样在有女生的场合糟蹋我。但那时我头发好像白了大半,人家这样叫好像也无不可。假如别人像我,我估计也要情不自禁这样叫人家的,即使他跟我是好朋友,所以更不要说这帮要置我于死地的可爱同学了。

现在他们给我戴了“抑郁症”帽子。我一开始觉得这简直是说我得了不治之症。因为那时我只是从书上知道抑郁这个词,抑郁症从来没听过,所以我认为抑郁症就是一种癌症。我当时想,你们不管给我起什么名字,就是不能咒我得癌症吧。这就像你们不管怎么折磨我,但不能把我阉了吧。这可是触到底线了,于是不管谁说哪怕小声说这个词,我都会拿起凳子朝他的桌子砸去,砸得桌面纸笔尸横遍野,然后没事人一样提着凳子回来继续做作业。我那时的心态是我是神经病,你们要识相点。

几次以后,连老师讲课讲到抑郁这个词都要一闪而过,他们千辛万苦才做了老师,聪明着呢。

那时我们一周有一次计算机课,老师也不管我们,我们就随便搞,女生搞会了开机关机就一阵阵高潮似地尖叫,男生搞会了俄罗斯方块就好像射精一样,而我只搞会了百度。我搜了很多词和句子,例如女性的生殖器的构造,男人为什么见到女人穿黑丝袜就要想上人家,宇宙黑洞到底是什么东西,高加米拉会战亚历山大怎以少胜多,《月亮与六便士》这名字怪怪的到底是什么意思等等。但最重要的是,我知道抑郁症不是癌症,而我的所有表现跟它上面说的除了不合群其他一点都不符合。例如情绪低落,行动迟缓,食欲不振,自卑沮丧,甚至悲观厌世想自杀,对了,还有说性欲也大不如前,但我活得像个吃香喝辣每晚都要去逛窑子的花和尚,说我悲观厌世,真可笑。

既然没有抑郁症症状,我就放心了。我想你们叫吧,反正我不是,所以你们叫是要报应到你们自己身上的。这就像一群妒妇,看到西施,由衷地说人家是丑八怪一样。这不怪她们,也不怪西施,只是她们对美的理解不同。

但他们却不叫了,总不能让我走上讲台求他们叫我抑郁症吧。

高中我的沉默寡言,包括初中和小学五六年级,一言以蔽之:装逼,以求得异性同性的尊重。而幼儿园到小学四年级,那是一种学好本领带领人民建设伟大祖国的时不我待,是一种如孟子范仲淹文天祥张居正谭嗣同式的建功立业大济苍生舍我其谁。这个分水岭,就是五年级早上完成的那次手淫的杰作。

高考填志愿,在另一村做妇女主任的四姨来帮我想办法,她说我父母忙,走不开。我知道她想说的是:你爸你妈都是文盲,啥都不知道,这个家的大事,还得由我来。她说的没错,我父母对于大学呀专业呀兴趣呀一无所知,只关心我大学毕业后能赚多少钱,打不打光棍,是不是和没上过大学例如我两哥哥一样还是回家种地养猪,下海捞鱼摸虾。而这些赤裸裸的关心是帮不了我填志愿的。

那天很热,教室里学生和他们的亲友团叽叽喳喳,就像纽约股票交易所一样热闹。我搞不清楚班主任为什么不能让我们出去到树荫下商量,因为教室里连个吊扇都没有,却又装了这么多人。那天四姨穿了黑底白点的连衣裙,里面黑色胸罩清晰可见。她和一个老头来,老头拍了我的头一下就站到走廊上抽烟去了。四姨低着头,不停地拨弄着想遮住她眼睛的长发,问我大学毕业后想干什么。

我这个时候也许被热昏掉了,也许是四姨的长发早上刚洗过,也许是她在进校门之前喷了半瓶的香水,抑或是她昨晚或者早上洗完澡身上的肥皂泡沫没有彻底冲掉,反正,我在热气腾腾中被浓香熏染得飘飘欲仙得发昏。

于是我气急败坏,恶狠狠地说:“小姨,外边那个老头是谁,我怎么没见过。”那架势,好像那个老头在我四姨走了后定会跟踪她强奸她,所以我有必要哪怕不填志愿也要提醒她。

四姨轻飘飘地说,就像时髦女郎在酒吧吐出一个烟圈一样:“他是大队书记。”我一听几乎要哭出来了。因为这跟我担心的一模一样:四姨年纪轻轻就做了妇女主任,她那么漂亮,性感,肯定是出卖色相搞来的。至于卖给了谁,我当时一无所知,但我还是希望她卖给一个说得过去的人,但现在看来,她肯定是把这么芳香柔软滑滑的身体卖给了走廊上的那个胖老鬼玩了。

其实如果那时有电话,我肯定不会让任何人来帮我出主意的,因为我早就想好了:我要去做个物理老师。所以我志愿表上第一行填的是南京师范大学,最后是盐城师范学院。

四姨见我很有主见,且教师还不坏,虽然她一开始建议我考中国政法,我说那是文科生考的,于是她大功告成似地说那就这样填吧。然后叫我到走廊上,塞给我五张十块的钞票就走了,我目送他们下楼,转角,消失。我连忙下楼追去,转过角时,就看到那个把手机横着别在腰间的老头,正一手摸着我四姨的屁股,拥着她,往校门走去,两人嘻嘻哈哈,好像刚从电影院看完周星驰的电影一样。而校门口,一辆黑色桑塔纳正开着车门等候着什么人。

我立刻想起我妈妈发臆想症时的胡言乱语:“二万子,你考上大学赚到大钱后也要让你爸和我坐一回小汽车呀。”

三个月后,我到南京上大学前,四姨和四姨夫还单独来我家一趟。四姨夫我很喜欢,因为他是海军,因为我在这个家族里念书成绩好得很,他又好像见过世面,于是我们对彼此都很欣赏,就特谈得来。我记得我从幼儿园不需要书包的时候起,他每年九月份回家探亲,总要到我家,送我一个崭新的绿色军用帆布包,一直到我考上县里高中。他说团里每年每人发两个,就送我一个,让我将就着当书包用。于是我是整个幼儿园,唯一每天斜跨书包的。在那个年代,即使上了初中,很多学生还是用自己母亲或者奶奶外婆手缝的布包。斜跨一个崭新的军用帆布书包,那是什么感觉?我想只能有一个字来形容:屌。

后来他还送我一个军用水壶,也是绿色的,崭新的。这样夏天的时候,我就可以把它按在缸里让它喝个饱,再趁大人不注意的时候,倒点白糖在里面,带着去学校。其实我几乎不喝这甜滋滋的饮料,不是我不想喝,相反,一壶水,我真想一仰头咕噜噜喝完,然和把水壶一扔,呻吟一声。但一壶水,往往是在我放完糖,要试试甜淡与否时才润润舌头,然后我就不碰它了。我要让给我的同学喝,不分男女,因为我是班长,我是成绩最好的,我是盖世英雄,我的同学都是我的子民。我看到他们喝我壶里的糖水,心里很甜,很骄傲。所以,四年级之前我能有这样的地位,除了我艰苦卓绝的个人奋斗,还得感谢四姨夫给我的这些稀世珍宝。

上了高中以后,我孤独的时候更多了,就挤出一些来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四姨夫不能像给我帆布包一样每年给我一个水壶呢?其实这个问题简单得就像男人第一次做爱找不准人家方位一样。几次以后我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可能帆布包容易坏,就每年发一个,四姨夫就省着点用,省下新的来给我,而水壶这个铁疙瘩是个耐用品,哪怕拉练碰了撞了也不碍事,所以估计几年发一个,四姨夫又不能每年去申请,申请人家也不给,哪怕他是个士官,他也更不可能去偷去抢,所以他不能每年给我一个新的,只能给我一个新的。

我还想到一个问题:他为什么对我这样好?以前我觉得他对我好是应该的,因为他如果是个好人的话,而当兵的在我印象里都是好人,他就要把好心施舍给别人,因为施舍给自己,那不算好人,是自私狂。而我们家族,包括他们家族,施舍的最佳对象就是我。因为只有给我,才能让他的好心发扬光大,一本万利。如果给我舅舅家的哥哥们,他们十天之内,肯定会跟别人换钱,然后疯狂花掉,然后就像万能胶,粘住他,让他继续给,否则就撒泼,说把人家的瘾勾上来了却不负责这一类的话。你说,这不是把他们往火坑里推吗?

其实表达好心的途径不要太多哟。这就说明,当兵的不是每个人都是好心,我不应该盲目地给他们提这么高的要求。所以,四姨夫的好心是我逼出来的,如果他没遇见我,可能他的帆布包和水壶死得更快而已。但我不知道他看上我哪点了,说真的,如果他觉得对我好我以后会报答他,他就脑抽了。因为我还有很多要报答的人,例如父母外婆等等,轮到他,他早就进棺材了。而且他在部队是个官,拿的钱吓死人,这以我四姨连衣裙里不断变花样的胸罩为证。他才不会指望我养老呢。

我想不透这个问题,就像想不透一个比我妈漂亮性感千倍,如果她不是我四姨,我说不定手淫的时候想着的就是她的美人,丈夫是官兵,吃穿在奢侈线上下,为什么想不开要去弄个妇女主任干干?

于是我就想另一个问题:我为什么对四姨夫这么喜欢?按理说,我不应该这么没出息的。思来想去,我突然知道,这个问题和上个问题答案是一样的:我和四姨夫好像在别人眼里都觉得怪怪的。

我整明白这件事后,我就担心起我结婚后我的老婆会不会也像我的四姨一样,因为自己的丈夫显得怪怪的,就觉得无聊,想想,最后决定去弄个官当当,哪怕要主动献上自己的胴体。

我想到这里,就很是丧气。原本我打算一工作就找个漂亮的姑娘结婚,不问她来自何方,在干什么,只要漂亮,不是同性恋就行,然后我把所有的收入都交给她,对她言听计从,只要她晚上陪我睡觉就行,因为手淫真的很伤身体。有时我白天兴致所及,就要去找个无人的地方解决一下。而结婚以后,总不能白天兴致所及就一个电话叫她出来,而晚上对她置之不理吧。所以我迫切地希望早日结婚,过上黑白分明的性生活。而现在,如果我这样一个怪怪的人结婚的话,我的老婆就有很大可能拿着我的钱,把自己打扮得让正常的男人备受煎熬,去勾引她单位的领导,虽然现在查得紧,很多领导有贼心没贼胆,但一个一个坚持不懈地勾引下去,终究能勾引到意志力不强的几把手,然后就可以弄个主任什么的干干。虽然我不像我四姨夫长年在外,但这种事,如果我足够倒霉的话,死前可能还不知道自己的老婆已经被人家睡过X次了,且还是两情相悦,说不定还一边做爱,一边拿我当催情的素材,就像四姨一样,她和那老头的勾搭,只敢在离家几十里外的县城,打着为我出主意的旗号进行。

这样一想,我就打消了娶妻的念头了。所以现在我三十五岁,还是一所重点高中的物理老师,但我还是一个单身,给我介绍对象的人,少说也有二十人以上。虽然我的性格臭名在外,但她们就是不信邪,认为只要是个成年男性,都有娶妻的欲望,之前很多人失败,只是她们技艺不精,那些女孩个个是次品而已。但一个一个媒人,经过我的摊前,总是高兴而来,失望而去,无一例外。

这不怪我。一方面她们对自己的撮合能力太过自信,对自己的无私奉献太过霸道,对男性渴望女性安慰太过肯定,一方面是我早就跟她们说我真的想孤独终老,我还把我在大润发旁边买的酒店式公寓的产权证给她们看,说我如果想结婚,不可能把事业单位的住房公积金浪费在这种只适合一个人住的斗室,但她们就是不信,觉得我在演戏骗她们,好让她们知难而退,而我在等待自己的真命天女。于是反而好像又受了什么新鲜的刺激,更对我狂轰滥炸。对于她们,我一点愧疚也没有,因为虽然她们在我身上浪费了很多时间,但我也培养了她们面对绝望的本领,两相比较,应该是她们感谢我才是。

那天四姨夫来,竟然带了一个新的水壶给我,说本来想送我他们团里发的笔记本和钢笔的。我知道他意思,他觉得还是送一个绿色水壶更显诚意。我当然也是觉得这样的礼物比较符合我们之间的关系。四姨那天照样香气扑鼻,叮嘱我在大学不要谈恋爱,要好好学习,虽然师范是包分配的,但成绩好可以分个好一点的学校。他们吃完饭后就要走,说家里还有事。于是大热的天,四姨夫骑着自行车载着四姨离开了我家。临走时,我问四姨夫什么时候回来,他说明年这个时候,我说你能经常回来就好了。

其实吃饭之前,我和他在我家后面的果园里晃荡,我就有机会跟他挑明我四姨的破事,可是我看他温厚的脸庞,就不忍心起来。

他们消失在田野尽头后,我立刻转身,跑到后面的果园,在稠密的绿色和四处聒噪中,泪水止也止不住地往外涌。

我知道我这样一个人,如果结了婚,也很有可能让一个男孩或女孩泪水汹涌而出的。所以后来我就立志不结婚了,哪怕我的小和尚不乐意。我安慰它说:你不要急,我一定会找个女朋友让你见见世面的,即使工作后,我不结婚,但这个社会不以结婚为目的性爱多的是,不会让你的才能白白浪费的。

它将信将疑,一边让我手淫,一边催我去找女朋友。催得急了,我就说南师物理系,总共没几个女的,这几个女的还他妈的眼睛长到内裤上了,都盯着高大威猛的男人看,好像不被这些人艹就抱恨终生一样,你叫我这条件咋跟人家竞争。我说的是实话,我真的想在大学交一个女朋友,这就像人要死了总想放纵一下一样,因为我知道我这辈子是不可能结婚的了,所以要惜时如金,对得起自己。

但我这个条件,重要的是我沉默寡言的优点太突出了,而沉默寡言在这个社会哪怕在大学校园里也吃不开,更不要说去勾引女生了。于是我跟自己说:你高中的改进太慢,虽然也想跟大家处好关系,但步子太小,现在学习压力又不大,正好可以改变一下自己的性格,变得随和些,这样才有女孩子不把你当做变态。

我听了这份开导后,立刻说自己没经验,问这随和怎么才能表现出来。因为在我看来,要我参与一些毫无乐趣的谈话交往,我不呕心不发火不一走了之就算给人家面子了,你要让我说这些没头没脑,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只为随和而发的话,那我就会觉得自己很可耻。但很多书上说,人际关系相处的诀窍是装智障,装眼黑,装对一切都爱心泛滥,一惊一乍高潮迭起,装模作样不知廉耻,这其实是很简单的。我就对自己说,还是算了吧,哪怕是为了交个女朋友给小和尚一个交代。

但这不等于说我没有改造自己,想让自己变成正常人一样的需要。例如有人叫我一起去“琼芳”吃酸菜鱼,哪怕总是我付账,我也欣然同意,因为我知道我已经相当孤僻了,即使我知道孤僻得很彻底,几乎给人抑郁症患者的印象的诸多好处,但我还是被教育:在这个社会,孤僻的下场是举步维艰,一败涂地,当然想找一个漂亮的女孩做女朋友然后对人家的身体作更深一步的了解更是痴心妄想。

还有一个例如。例如一个女孩在我后面走,突然叫住我,让我帮她提一个热水瓶,而我那个时候正想去前门麦当劳窝在角落看绿色帆布包里的《面纱》。

我一转头,带着自己是不是手淫过度身体虚弱出现幻听的惊恐,一看,原来是中文系的许晓琴。她是学校校刊的,恰好我也是,于是我连忙小跑过去。

我三十四岁的时候,无儿无女,了无牵挂,实验室那些玩意都玩腻了,而苏州又好像很以文化情调自恋,我就为了打发时间,去一些没去过的场合看一些人物的真嘴脸。于是我就看到了一些,其中当然有作家。他们有的装模作样,谈笑风生,就怕人家把他当白痴了,所以万变不离他很屌的主题。有的木然坐在那里,人家不问,他就沉默,问了也是一两句杀掉问题,好像他坐在那里,就像暴雨天要躲在人家屋檐下不得不回答人家的问询一样。他的话语,只是一种最低限度的交换,而他可以做到三言两语应付后好快快地苦思冥想一些自己喜欢苦思冥想的事。这类人很少,因为人家不大邀请他们,除非他的才能侧漏冲天,这类人我很喜欢,但我一个都没遇见,我上面说这类人很少,只是我的美好愿望而已。当然更多的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时髦作家,谈到时髦,大家懂的,这类作家很吃得开,但也仅此而已,因为吃得开这个标准太低了。

我有一天想,如果我想做作家,我能写出有趣的东西吗?答案是肯定的。

这份自信,有两个来源。首先我在填报志愿时,我就作了打算。我要一边教物理,一边写作。我当初没有选文科,因为我看的书特别多,你想,一个孤僻得让人想不到是装出来骗人家女生的男生,他也不可能一直学习的,必然得找点中场休息要干的事。他来自偏僻的农村,家里穷得不能多买一块毛巾,他又能想到什么转移注意力呢?书读得多,就想得多,有时会很兴奋地对自己说:孤独有什么可怕的,书能给我一切,包括美和美女。于是我的语文成绩莫名其妙地高,因为作文我就是轻轻地哼哼,想无病呻吟,也做不到,因为我好像染了某种香毒,吐出来的文字也剧毒无比,就像装着八百多字的匣子,在里面喷了十瓶一百毫升的香奈儿5号,然后密封起来,里面就有了吓人的浓情。而批改我作文的高一语文老师,好像都是四五十岁的闷骚男女,他们这个年纪,正整天活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凄美中无法自拔,于是就和我的文章水乳交融了。

但我不能选文科,因为我知道,如果进了文科,我别无选择,我肯定要选南师中文系。这样以后就一边教语文,一边写文字,想起来就无聊。这种生活,对于我这个从书中出来就不知道如何应付哪怕一句寒暄的人,无异于给一个想自杀的人两百粒安眠药。我理想的生活方式是:领导要我去送一封鸡毛信,但不规定我的路线。而我那个时候物理拜初中一个刚从盐城什么中专别业的新老师的胡言乱语,一直到高一结束,都神清气爽,井井有条。而化学,我就不说了,因为我对化学配方感兴趣,就像我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对女性身体感兴趣一样,是身体本能的需要,绝对跟老师是人是猪一点关系都没有。

于是,我就选了理科。我当时想,物理可以让我保持头脑这块面包的酥软多孔,而读书写作又是防腐剂,这样,我就青春不朽了。

大学,按计划,我进了校刊。在那里,我是唯一一个理科生,且像生了一堆孩子的闰土,所以他们就从心里怀疑我,讨厌我,但没有办法,我的文章经常在《扬子晚报》文艺副刊上挺尸。最后气得物理系的主任把我和辅导员叫过去狠狠地表扬了一顿,说我才高八斗,说辅导员管理有方,还说我为中文系争了光,因为他们都还以为我是中文系的。但白痴都知道他骂我不务正业,骂辅导员尸位素餐。

既然不能把我踢出去,那就另想办法。他们集体智慧是把我累死,于是他们就奉承我。他妈的,这帮以后打算以写作为饭碗的畜生杀起人来还真技术过硬。但我一个屁都没有,最后,他们实在找不到好话的时候,我就替他们解了围。我说,大家都知道,我写的都是爱情小说。

我的言下之意是:我的脑袋只识别爱情小说,其他的,它就六亲不认了,跟它的主人一样,就是个废物。而校刊的稿件,几乎没有爱情小说,这种流俗的始作俑者是小学初中高中的各个语文老师。他们说作文不能出现爱情,于是大家就要么干瞪眼,要么胡说八道,只有极少数以后能当官的懂得跟爱情通融得到高分,当然还有我这种说话都不食人间烟火的废物能写出高分作文,其他的,都是为了完篇,这就像结婚后要过夫妻生活一样,而我写文章,不是为了过夫妻生活,是为了享受。所以这帮学生,十多年,在写作这张床上,过的是什么日子!其实,他们这帮混蛋,如果奋起反抗,说没有爱情就没有好文章,那这些教育专家估计也只能俯首听命,说不定他们还会助纣为虐呢。因为他们心里估计也想看到学生作文篇篇都写爱情,甚至还想看看跟爱情密切相关的后续情节呢。

既然没有任何爱情小说,那我就应当无事可做,这是我的逻辑,但那帮家伙说文学是相通的,而且他们都在审稿,累得像锄禾的老农,我也不好意思看着吧。于是我忽然五体投地,说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淘到好稿子的。其实,我知道校刊上的文章,大都是这帮王八蛋的或者他们的情人老乡发小甚至在酒桌上吹了一瓶认识的,所以字里行间都他妈的废话,而我们学校主管领导还傻逼兮兮地报以肯定。

所以,我在这里的目的,就是在我相对熟悉的环境中去接触社会,好治愈我的抑郁症。

现在,这个许晓琴,竟然在后面发骚似的叫我帮她提热水瓶,而我印象里,这个娘们平时打热水都是呼朋引伴招摇过市的,且这个点,开水房早就关门了,这让我觉得我肯定有无妄之灾。

果然,我们一个月后,就确定了恋爱关系。而我的抑郁症就更厉害了。因为,我自从跟她恋爱后,之前只有在想象中出现的拥抱接吻摸遍女生身体的动作一一成了义务,我就对我的性格疾病失去了反感和恐慌,而原因,就是许晓琴说的:“我觉得你蛮有趣的。”我蛮有趣是什么意思?当然是我这众人中比较稀缺的抑郁症特质了。对于这样一个美貌与智慧都属于平均水平的姑娘,如果我正常一点,哪怕我每天都在她必经之路跪着求爱,也估计打动不了人家。你说,这种性格帮我这么大的忙,我能再恩将仇报把人家除之而后快吗?我才没那么傻。

经许晓琴一说,我第一次发现我自己简直有趣到爆。因为我能带她从岗子村一处草丛里拱进去,绕来绕去,一边欣赏钟山野景,一边两人拥抱在一起性欲沸腾激情四射,结果不花一分钱,就逛遍了梅花山,明孝陵,紫霞湖。而这条密道,除了我,天下无一知晓。我还能领着她去小巷旮旯里吃很多味道正宗的馆子,便宜得很,而这些,她这个一张嘴就是你个呆逼的土著南京人,几乎不知道。我还带着她去黑网吧,黑录像厅,黑书店等没有营业执照的黑社会盘桓。我还带她在月圆的时候,去栖霞山的长江边,在江水明月的祝福下,深情相拥,一吻就似地老天荒。诸如此类,她就像我俩情到深处我揉着她的乳房她浑身乱抖似地兴奋异常,而这对于我,就像一只饿晕了的老鼠晃荡到餐桌上,被主人们一筷打断尾巴立刻神志清醒,忙逃到的阴沟一样。

大学毕业后,我离了南京到苏州谋生,因为我实在受不了南京女孩子的任性。她们在我看来,都是《红与黑》里的拉莫尔小姐。虽然这让我在同学们面前大放异彩,甚至我好像从鄙俗的贫民小伙一跃成了贵族沙龙里的老手。

她有一次说:“为什么不把你的文章投到校刊里呢?”

于是,我们学校的校刊就渐渐有人读了,后来,竟然要托关系才能拿到。原因是校刊里,第一次有了爱情和性,当然,还有梦呓。但一开始他们是不同意的,说领导看到后肯定通不过。许晓琴就撒起泼来,说他们不给她面子,骂他们是猪,是王八蛋,是呆逼,还威胁要揭他们的底,说他们把每期费用扣了一半用来买电话卡去下馆子去看电影甚至去洗澡去找小姐全身按摩。

其实正如晓琴所言,学校领导根本没把这本杂志放在心上,因为他们只是觉得一所大学得要有一本校刊,这就像他们觉得一所大学就应该有一座大门一样。而他们稀有的读书时间,是绝对不会花在读自己校刊上的。其实,他们是亏了。如果他们能从我的文章问世的那一期看起,就会觉得,这本校刊,绝对能让他们多活好多年,优质地。

校刊大热,原因大家心知肚明,于是我就能常常参加他们的聚会。但我往往是一句不发。因为这帮未来的作家,竟然一个个开朗活泼得很。而我印象里,一个作家,最起码的,就应该比较内向矜持,但不能像得了抑郁症,而我这样的抑郁症患者当然成不了作家。因为我这样接触不到社会,按某种解释,就是我没有源头活水,我的源头是死水,久而久之要变黑发臭。这我承认,因为我的文字,都好像在兜圈子,不但不华,还不实,连最基本的情节都没有,如果有一天哪个导演要拍我的小说,那就是找死。

工作以后,我真人视频人都见过,好些已经自称是作家的,也一个个油嘴滑舌。当时我就想,他们难道就不能老老实实地写,写好后能发表的就发表,反正各级作协养着他们,何必去抛头露面呢?好几次我想当面问他们,但没有一次成功。因为留给观众提问的机会很少,而且我的座位往往是最后的,最关键的是,我的一副丑陋嘴脸对于收视率是一大危险,且这幅嘴脸上还刻着“故意找茬”四个字。

既然如坐针毡,又谈了恋爱需要钱花,我就索性换一种方式去接触社会:我做起了家教。一般来说,有人找南师的学生去教自己孩子,就像癌症患者有条件最好要找北京肿瘤医院大夫治一样。所以不费我一无所有的口舌之力,我就千挑万选,得了一个肥缺:大厂区一企业主的家庭老师。他们家每周一三五晚上和周末两天都有宝马来接我。

他们让我说价钱,我能怎么办呢?我就说每次五十。当时市价是每次三十,很多家庭临给钱的时候一通喋喋不休,最后就会变成每次二十五。所以大厂区虽然远得像去冰岛,但我还乐此不疲。一方面是钱的诱惑,更重要的是这家,天啦,怎么形容呢?就是我引以为荣的想象力所能到达的极限:别墅,保姆,豪车,红酒,雪茄,香奈儿,裙裾飘香,纸醉金迷,这个家庭统统拥有。我不禁感叹也许天堂地狱上帝报应等也真的有,只不过我还要另辟蹊径。

当然他们家的小男孩,成绩像阳痿一样,这本来也是符合逻辑的。因为换我,成绩还肯定不如他。但是,他的父母认为这不符合逻辑,所以请了我。这也是符合逻辑的,因为换我是他爸,每天都要暴打他一顿,因为每天山珍海味,宝马保姆,成绩却还不如卖蛋饼家的,这我有点智障,因为我可以秒杀卖蛋饼的,那我的儿子也应该可以秒杀卖蛋饼家的。当然我说的这两家是个例外。因为富豪家的孩子未必是成绩差的,卖蛋饼家的成绩未必很好,这我们就不吵了。

事实是,我给这个初三男孩看了我的闷骚文章后,他对我崇拜有加,说我是他见过的最好的语文老师。我听了,就替他见过的所有的语文老师悲哀,因为我不久应该是个物理老师。

我正要解释,他却越发来劲,吐沫乱飞说我以后肯定是史上最屌的语文老师。当他听我讲物理题目时,竟然当场骂起了他们班的物理老师,说那个家伙就是个屁,而且是老屁。我一脸不高兴,呵止他,说我也是要做老师的。他一脸茫然,意思是这有什么关系。

不过我看好他,这个小家伙以后肯定超过他爸的成就,因为他识货。

你想,他这么抬举我,成绩怎可能不好?于是中考的时候,这个家伙就上了扬子中学,一所四星级高中。于是我就又拿了他爸的三千块,还有一句:“以后你想留在南京教书,我还有点熟人。”

但我没有留在南京,因为就连我那三千块钱,也没有一个姑娘和我花。因为大四一开始,许晓琴就提出了分手,说得就像街坊邻居见面打个招呼一样。其实,我知道我们的恋爱必死无疑。因为她爸是远洋货轮的大副,她妈是宁海中学的老师,我爸是个不称职的渔民,我妈是个不称职渔民的老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只是她口中的一味调料。对了,她的理想,好像是要尝遍天下味道。有可能她家有癌症的基因,整个家族的人,都活不过五十。于是她就分秒必争,以防止在查出癌症晚期的时候后悔没有跟一个抑郁症患者谈一场恋爱。

但我还是希望大四开始两个月后她提出来,因为两个月后,我就回盐城中学实习了,我可以有三四个月的时间去治愈我傻逼兮兮的哭笑病。更重要的是,我还有三千块钱能用在她身上,因为恋爱以来,我没有领她吃过一顿像样的饭,没有给她买过一件像样的东西,而她,毫无怨言。

当时我是这样打算的:在她提出分手之前,我要狠狠地爱她。因为我确信,像我这样一个疑似抑郁症患者,别的能力可能短缺,但痴情一项,天下无敌;虽然大三的时候院里就说我们这一届南京本地的特多,所以其他地方的想留下来,就对不起了,对此我的理解是我可以去民办的,没编制算个吊,只要能留在南京,一直等着晓琴跟我说分手。现在人家说有关系可以帮我,而且真的帮我了——接收单位是扬子中学。校长还在那位家长宴请的时候当着我的面说他一看我就是踏实努力的好老师苗子。

可是,大四一开始,她就提出了分手。

我能怎么办呢?我从校刊里退了出来,谢绝一切与人相关的活动,当然还有一切阳光灯光月光。我只想待在自己的黑暗角落里,于是,我又回到了过去,只不过信心全无。人就是这样,你足够聪明,能够解释,但还是想自己能不能是个例外。我如此感伤,自己都觉得过分,但依然如故。我当时好像很是享受这种状态,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这段感情,因为我太爱她了。但我问自己我爱她什么时,我就哑口无言。所以这也是我以后决定不恋爱不结婚的原因,因为我感觉自己有一个傻逼特点——在恋爱或婚姻中会过分投入,而对方又没有相应的对得起我的付出。这样的结果是,我一直是被动的,对方会渐渐地习惯以折磨我为乐事,或者对方觉得跟我在一起就是在戏耍一个智障,于是良心不安,心事重重,或者吓到对方,觉得我是神经病,以后生的孩子也有神经病的可能。

其实那个时候我应该求她帮我介绍一个,以移情别恋。我估计她没问题,因为她一直以我的保护人自居。记得她跟我说分手的时候,还笑嘻嘻地担忧,认为我的生存能力很有问题,说:“你以后要鬼一点,坏一点,不要总是傻乎乎的,什么人什么话都相信。”

而我当时,还求她:“晓琴,你知道吗?我这一生如果能——”她一听就笑喷了,我木然地立在湖南路的“三福”门前,看着她挽着我的手臂,我过了好一阵才从冰冷中苏醒过来,笑了笑,没有再说下去。

虽然和她恋爱只有大半年,但南京这个城市,好像都玩遍了。所以我不得不离开这里,去另一个地方,于是我就去了苏州。

现在我三十五了,光棍一条,社会上流传我是阳痿,或是同性恋,更有甚者说我乱搞得了艾滋,抑郁难当,就成了变态,因为我不但是光棍,而且还很不合群。这些信息肯定不是学生传出去的,因为我跟他们相处甚欢:我基本不布置作业,我上课基本不讲物理,讲的都是废话,还手舞足蹈,滔滔不绝,性格绝对阳光开朗,他们也没大没小开我玩笑,而我借助多活几年变本加厉奉还,于是师生之间就没有合不合得来的问题,问题是我们一日不见,就像全得了抑郁症一样。

所以,肯定是我的同事们传出去的。这也难怪他们,因为我基本不参加他们的聚会,不参加他们的交谈,连备课组教研组开会,我都不参加,这就得罪了备课组教研组的正副组长。你知道的,教师应该是知识分子吧,知识分子都自视甚高吧,于是他们都不好对付吧,而你竟然能做到组长,把他们压在下面,那要下多少的力气,这种力气要多大的野心才能激发出来,想一想,他们的野心的愿景,当然不是狗屁的带领大家提高教学成绩,而是在一众知识分子面前,收割他们的尊严。而我,不但不把自己的尊严给他们,竟然还收割了他们的尊严,在他们看来,真是岂有此理。

于是他们开会就不喊我了,意思是让我自生自灭。还报告给教务处,但学校条例上也没有相应的办法处罚我,于是我更是得罪了他们,于是我顺理成章地,也得罪了我的同事们。因为他们是这么认为的:自己以后还要在备课检查,试卷批改,公开课名额,甚至接组长的班等等方面靠直属领导,当然要察言观色把我往神经病烂泥里踩了。

不过也有可能是学校中层传的,但一般不可能。因为他们不但要教书,还要额外做行政工作,还要考虑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哲学命题,还要考虑发展是硬道理这样路线问题,还要竭力不给人家留下欺上瞒下或者逢迎拍马颐指气使的印象,所以他们忙得很,无暇顾及我这块暗渍。但如果我要求发展,他们就会盯住我,用显微镜,那我就可能乖乖送死了。这就说明,这帮学校栋梁,只准他们发展,不许别人发展。但我对发展一点兴趣没有,我只想为他们的发展贡献我的物理成绩,所以,他们肯定会放过我的,哪怕我从来不参加他们组织的任何会议,包括教职工大会。不过前两年不知道谁跟我学的,反正有一些人也不参加教职工大会了,且人数呈上坡趋势,所以当年的教代会决定凡不参加教职工大会的,罚款100。于是我只能去了。我搞不清楚,为什么我那么多优点,他们不学,偏偏学这种皮毛,且还是一学就会的。

那有无可能校长们也参与其中呢?例如他们在不得不参加的一些饭局上,不得不转换话题以另辟蹊径活跃气氛重新掌握话语权时,就可能把我隆重介绍给大家:“告诉你们,我们学校有个物理老师,简直就是个活宝——”他们这样做并无恶意,就像曹操从赤壁逃跑时命一些老弱伤残乖乖地躺倒在泥泞里,把路基打实,好让大家稍微舒服一点通过一样。我有这个觉悟,我不怪校长们。相反,我还感激不尽,因为我的劣迹真的不配他们讲出来。

不过,后来流言慢慢地变异,成了我是低能儿。他们说我除了能教点物理,其他连生活自理能力都没有。

他们是这样证明的。

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因为一个十万火急的事不得不打我电话,但我电话打不通,于是被逼无奈,只得去我的单身宿舍找我。敲门的时候,就闻到门缝里传出一股臭袜子死老鼠的臭味,其实他们想说里面还有精液的味道,但因为之前说我阳痿了,就忍了没说。

门开了,他们立刻蒙住口鼻,因为房间里的那股辛辣的尿骚味在左冲右突就要绝望时门开了,立刻汹涌而出,而他们正好在它们夺门而逃的路径上。但他们在说的的时候,强调说其实他们不想让我难堪的,但实在忍不住。

看到我说明了来意。但说话的时候,实在是无意,一眼就看到我床上的被褥棉花都露了出来,地上积着厚厚的一层灰,灰里是锅碗瓢盆,是鞋子袜子还有内裤什么的。苍蝇到处都是,嗡嗡地鬼叫。于是他们就大发感慨以作总结陈词,说学校把这么好的单身宿舍给我,我却弄得狗窝不如,真是——

我早就希望汉语里取消“——”这个符号,因为它总让人浮想联翩。

有一次监考数学,正好数学卷子多了一份,我就照例干完了它。恰好桌上还有上午多的一份语文试卷,我也照例干它。既然不准监考时看手机看书报杂志,我又以瞪着房梁发呆为耻,那我只能做试题了,虽然他们说做题目也不允许。我理解他们的用心,但觉得我的时间用在监视上,我就成了明朝东厂的什么犬了,况且能进入这所学校的初中毕业生,都是百里挑一,心高气傲的,你竟然还怀疑人家考试要作弊?也许是做了官以后思维就发达的缘故吧。

但我那天只做了第一道题目,然后就瞪着房梁发呆,却一点都不觉得难为情。这道题目有“安居乐业”和“安身立命”两个词让考生辨析。其实题目了然,但我却想得幸福四溢。

众所周知,安身立命的意思是物质有着落,精神有寄托。而我从小学六年级开化以来,奋斗的目标就不过这四字而已。现在我教物理,班主任们都抢着要我,因为他们发现一旦选择了我教他们班物理,那他们班的任课老师就会少一个,或者说他们班的学科就会少一门物理。原因是我不布置作业,这样他们班的学生就可以多出点课余时间乱搞了。

其实我不布置作业是因为我自己怕做题目,且怕批改,当然这不是主要原因。我发现一节课四十五分钟,用来讲和做,已经足够了,干嘛还要布置作业呢?我还发现,如果一个物理老师不布置作业,学生就会永远对这门功课不反感,甚至会感到新鲜。你想,如果学生对你的物理如此,成绩就是不需要考虑的事了。

当然,现在上级主管开会一直在谈教学六认真,其中一条就是认真布置和批改作业。于是他们一来,我就紧张,就怕他们检查我这一项,因为一检查我就被盯住,下次来还会重点检查我,于是我就要被整改,要求做一个像点样子的老师。吃过几次亏又不知悔改后,我发现他们真的生气了,那我的“物质有着落”就凶险了,于是只得昧着良心痛改前非,次次交上学生的五本作业。其实,这些作业本都是我托学生去其他班借的。

这里有一个问题:假如大家都像我不布置作业,那学生课后干什么?还有一个问题:老师都像我一样不布置作业,那就没有作业批改了,那老师课后不是太轻松了?前一个问题我的回答是,爱干嘛干嘛。后一个我的答案是,我虽然六认真里只完成了备课上课,但我一点都不轻松。

但我也怕大家都像我一样,所幸,无一像我,我在队伍中,就是个沉默寡言的可怜虫。

而对付可怜虫的手段,幼稚园的小朋友都知道。于是我渐渐地不去办公室了,我把吃饭的备课资料都搬到了体育馆地下一个遗弃的房间。而整个地下室,都被遗弃了。有一次我散步顺着一个斜坡往下走,走到底就是一个黑洞,黑洞用拉门锁了。我透过铁锈栅栏望过去,好像里面还有亮光,于是我就找来一块砖,往链条锁砸去。

我原本以为里面会像狗洞一样,但除了一些废弃的体育器材,居然干燥宽敞得很。我又一试开关,居然灯管还亮。

我知道这个地方绝对安全,就找了间里面有桌子的,好好打扫了一下。我真想把单身宿舍退了,搬到这里来。但我怕流言里再有新的内容搞得同事们无心备课,所以作罢。我只是又去买了一床被褥,把里面的办公桌合并到一起,很多个晚上我就睡在上面。

有几次,课代表问哪里可以找到我,我说你找我干嘛。他支支吾吾地说不是他找我,是他的同学找我。我说有问题上课找我好了。他就哀哀地说他和同学们每次路过物理组办公室都没看到我。我忽然明白了他的意思。

我说我过得很好,谢谢你们。

今年,我第一次参加了备课组的聚餐。原因是我三十五岁了,要评高级职称。而我们学校的规矩是首先要备课组推荐。这虽然是形式,但我觉得二十年前制定这规则的天才好像知道二十年后可能有一个家伙会死在这上面。这就是他搞的恶作剧,但我让他失望了。

当备课组长第一次很有把握地打我电话,笑着说:“兄弟,这次你不参加,我们备课组就不推荐你了。”

其实我原本不想弄这个东西的,但一级和高级每年相差六千多,而且逐年增加。而我又是一个能把学校发的1000块安置费全都借给一个大学同学的傻瓜,我不能不考虑银钱的问题。

那顿饭,大家吃得很开心,包括我。因为一开始这帮家伙就似乎约好一样,要把我撂倒,借以发泄他们对我的藐视,甚至包括两位一直嚷自己平时滴酒不沾的良家妇女。她们那天一出现,就装着问组长有没有红酒,说今天高兴,要陪我喝点,祝我高级职称顺利通过。

但我才不上他们的当。我一开始就说胃疼,不能喝。他们就更开心了,一拥而上,每人举着酒杯就是不喝,说我不给面子。我就揉着胃缓缓地站起来,说那我走了,于是作势要走。其中一个家伙就急了,立刻站起来,说:“你喝一口我干掉行不行?”

他们从来没看见过我喝酒,当然不知道我的酒量。在他们印象里,像我这种不合群的窝囊废,一杯酒就会趴下,两杯酒就可以把我喝进医院,三杯酒我直接挂掉,他们太肤浅了。

那天晚上,我干翻了所有人,包括那两个女同事。

我一般晚饭要喝点,但我不会告诉任何人,因为我不想因为这二两小酒,就又有了我是酒鬼这一说。

有一位姓周的喜剧演员总是用“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来应付采访,牛逼一点的记者就会很生气,但不敢发作,问:“你得了癌症了吗?晚期?”

其实,无论他说什么,大家都认为他在开玩笑,哪怕他真的得了绝症,所以时间无多。

我觉得那些傻逼应该这么问他:“喜剧之王,你吃一顿饭会花多少时间?”我估计他听了会立刻用那标志性的哈哈大笑连连说:“你好搞笑哟,你好搞笑哟。”而不是一脸正经地说:“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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