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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母校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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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19 06:48 字数 4927

很少写同济,但并不意味着忘记了同济。毕竟我曾在那里学习、工作过那么多年,期间经历过她的85华诞,也庆祝过她的百年校庆;这两天,她又将迎来110周年的生日。

网上已经有不少给同济庆生的文章,从校史回顾到名师介绍,气势恢宏又不失隽永。限于时间上的准备,我写的大抵是同济的90年代,最多只能算个人记忆中的一部分片段,杂乱无序却依然清晰。

刚上大学的那年,东方明珠还没有动工,同济校园外的零星菜地一直可以延伸到复旦。大学报到,每名新生领到两套床上用品和一套餐具,餐具包括一大一小两个搪瓷盆,不锈钢勺和搪瓷杯各一个,搪瓷盆和杯上用红漆印有年份和编号以便区分。除此之外还另有一个束口布袋,大盆小盆钢勺装入其中,每到中午临下课时就听得南楼北楼锣声大作,饿死鬼们赶着去食堂投胎,别小瞧这提前下课的五分钟,去晚了可能就得在食堂多排半个小时的队。

大一的时候赶上春夏之交和苏东剧变刚过去不久,所以经常有形势教育在大礼堂举行。主讲人是当时的党委副书记CZD,从理论到实践,从西方到东方,从历史到未来地给我们分析了当前严峻的政治形势,提醒我们要时刻警惕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每次上形势教育,我们都精神抖擞,因为这种能够远距离欣赏其它专业女生的机会并不多。

除了形势教育,还有一些现在已经绝迹了的课程,比如劳动课。劳动课并没有劳动专业的老师,带队的是校园的园丁,给我们布置的任务往往是从这个角落里把草挖出来,埋到另一个角落;到了下一周,再从另一个角落挖出来埋回到这个角落。这是实打实的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奇怪的是那一丛丛顶着蓬松头的绿草生命力确实顽强,这么被我们折腾了一学期居然仍然健康、活泼、开朗,更甚于劳动了一学期的我们。

现在劳动课没有了,也许是草没了,空地不多了,都造起了楼。当年沪东、沪西、沪北、南校区都还没有并进来,本部仍显得十分宽敞。现在综合楼的位置是当年的苗圃,一般的学生估计都没进去过,系里当年搞迎春晚会,派我去借两棵圣诞树,我才知道原来设计院后面还有那么大一块养花种树的地方。留学生楼倒是早有了,不过旁边是个肝炎病房,我一同学刚入学时曾在里面住过一段日子,所幸后来如期归队。逸夫楼也是后建的,现在中法学院的地方原来是汽车队的所在,“汽车队是神马?”可能90后都没听过这个词了,简单地说就是当年大单位才有的一个为某些员工出行提供方便的部门。

医学院大楼,中德学院这片原来都不属于同济,后来才慢慢买了进来。本部原来的南门开在西南楼的旁边,往外一条小路通往赤峰路;别看这条路不起眼,当年可是晨跑大军的必经之路。晨跑大军从四平路正门出去,沿四平路、赤峰路再通过这个小路回来。体育老师等在门口,进来一个学生发一张晨跑卡。体育课上每人每学期要上交若干晨跑卡,累计不足者体育课要重修,黑市上晨跑卡的价格一直和大排保持着1:1的联系汇率,在十几年的晨跑历史上完全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所以当年减肥有两种:晨跑减肥,和少吃大排减肥。

西南楼前的体育场原来也是标准的椭圆形,后来南门外的地买了进来,原来那条通往赤峰路的小路被拓宽成爱校路,一直延伸到电气楼旁的小桥边,所以椭圆型操场的这头就改建成了网球场和篮球场,那头就改建成了器械区,中间就变成了长方形的球场。而网球场和篮球场之间的爱校路栽上了些樱花,现在居然成了上海赏樱名胜地之一。

球场的那头,现在音乐广场的所在,原来叫做“一条街”。一溜儿十几间平房,里面有理发的,缝裤腿儿的,卖文具贺卡的,是当年同济校园里的商业黄金地段。一条街下面有人防工程,里面经常放些爱国主义录像,当然,也有些别的录像,总之看完了会更爱这个国家。

正儿八经的娱乐活动首推大礼堂的电影,一般在周六或者周日晚上——当年还是只休周日,后来才有大小周末,最后才是双休日。电影一般连放两场,周六下午下课后就有不少人在那里排队,也有人先打来饭菜,边排队边吃,在录像厅还未蓬勃发展的当年,大礼堂的电影票还是非常紧俏的。不过同济大礼堂四面都是玻璃,所以即便没有买到票,如果对默片理解能力够强的话也可以在礼堂外站着看一晚上,除了对话听不清以外,观赏的角度甚至不输给某些买到票的同学。

到后来,录像厅就如雨后春笋一般了。校外最早的可能是鞍山路附近的燎原了,吃饱饭三五成群散个步走到鞍山,看时间还早买两个币打打街机,然后看上两场录像,完了再在路边大排档上吃碗小馄饨,这大概是当年大三大四的标准业余生活。再往后,曲阳文化馆慢慢占据了同济的市场,那里环境要更好,动不动地还来个赠票活动。别以为录像只有校外有,当年校内也有,最早在化学馆旁边的阶梯教室经常有港台的录像播放,后来化学馆建新楼,这个教室被拆掉了。另外在南楼的四楼也放过录像,白天是多媒体教室,大多播放的是英语、德语的教学片,晚上就成粤语的了。

当年的大学比现在要更开放,管理学院搞了个什么社会实践的名头,在大楼里开了个酒吧,当年也是名噪一时。不过对于宅男来说,计算机房的诱惑力似乎比酒吧更大。现在瑞安楼的地方,当年是理化馆,二楼的机房里有几十台IBM的8086PC,几台286,比我低一届的学弟每天早早就去排队,为的就是抢到286。你如果问他为什么不谈个恋爱,他会白你一眼:有那个钱买台机器多好啊!

当年上大学,通讯是个大问题。一般的通讯不是靠喊,而是靠写,和家人的联系、朋友间的问候和节假日的祝福,基本上都是通过写信、寄明信片和贺卡进行。当时在校门右侧有个大平房,每个班级在里面都有一个信箱,班上有两名同学掌握钥匙负责信件收取。“同济大学xxxxx信箱”就是我们常见的收信地址。这个信箱是当年维系亲情和友情的主要通道,每逢到月末,家书抵万金。

如果碰到有急事要联系家里,那只能去行政北楼一楼。那里有个电信科,里面有十台左右可以拨打长途的电话,一位老阿姨坐在外面按照通话距离和时长收费,尽管价格不便宜,但这里几乎每天都排着长队,有时候打个电话只有三五分钟,排队却排了一个小时。除了电信科,赤峰路西南门对面的大楼大门处也有程控电话可以打长途,队伍略短,收费似乎还要比校内便宜一点点。

宿舍其实也是有电话的,只不过整栋楼只在传达室有一台,可打进不可打出。要做到整栋楼都能听到他的声音,内力不足基本上干不了传达室大爷、大妈这个工作。“329,张三,电话!”那内力,不是一般人能够有的。

大概到了94,95年的时候,黄色的IC卡电话才开始进入校园,电信科前面的长龙开始分散到校园中各个IC卡电话亭前。因为通话价格下来了,所以煲电话粥开始普及起来。夜里走过校园,经常能看到一长发女子依偎在电话亭上一动不动,偶尔发出咯咯的笑声,听得让人发毛。又过了大概一两年,201卡电话进入宿舍,宿舍才可以真正称之为有电话,电话粥也就从室外搬进了室内。当然,随之而来的就是BP机,架猫上网,那差不多已经是90年代末的事情了。

再回到入学的时候,除了手里拿的碗,身上盖的被,每人还买了一个小收音机。这个收音机据说除了正常的调频调幅节目以外,还能接收同济电台的信号,方便外语学习和外语考试时的听力内容收听。后面这个功能应该是真的,因为很多同学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捧着这个宝贝进入考场;在平时,收音机确实也是当年学生拥有的为数不多的电器之一,中午听听《空中体坛》,下午听听《滑稽王小毛》,夜里听听《悄悄话》,当年为数不多的知识都来源于此。

过了两年,不少同学开始用上了Walkman,简单来说就是索尼的收音和磁带单放机。一个Walkman,配上爱华的耳机,在当年是非常时髦的装备。光有单放机没有磁带也不行,当年流行的是卡口带,90后的小朋友们估计又要懵了——卡口带是一种非常具有仪式感的磁带,这种舶来品因在入海关时在磁带边上打了口子而得名。因为是舶来品,而且音质相对要好,所以卡口带比正规音像店里买来的磁带更自带一种天生的历史沧桑感和品质优越感。Walkman,爱华耳机加上一盘雅尼的卡口带,那就是当年的酷炫。

说到单放机,就要说到电视了。到了大三大四,经济条件稍微好了些,不少宿舍就开始琢磨买电视看球了。当然,新电视是买不起的,多数人去的是五角场的夜市。当年的五角场虽然没有大巨蛋,也没有超级卖场,但它妥妥地是大杨浦的历史商业中心,每到晚上整个五角场就成了地摊的海洋,卖牛仔裤的,卖衣服的,卖零食的,卖磁带的,我敢说除了卖二手电视的以外,这些货十有八九都来自于某小商品集散地。我当年一件军大衣就购自于五角场地摊,穿了好多年,质量还不错,最后送给了邻居大妈。

二手电视买回来,因为宿舍每天晚上定时断电,碰到客场球还是得想办法。当年施大爷带队去伊尔比德,隔壁宿舍把电视搬到走廊里,把走廊的灯泡取下来,再从灯座引来电这才看上了直播。只可惜国足不争气,当天晚上除了这台电视没舍得扔以外,其他带响的如热水瓶、搪瓷缸扔了无数到楼下。还有不少人把拖把点着了在毛主席像下汇合,据说已经和复旦的同学约好在五角场碰头搞事情,结果同济的同学都快走到国定路了,复旦的还没出门,小伙子们才发现又被人给忽悠了,看看拖把也灭了,肚子也饿了,还是掉头回宿舍睡觉吧。

挂一漏万,最后说说吃。

“吃在同济”,这个名号响了几十年,确实不是虚的。90年代初同济食堂里的一顿饭,差不多几毛钱就能解决,5毛5的肉丝配青菜,再加上一点点饭钱,偶尔还有免费咸菜汤供应,一个月下来伙食费也就是几十块钱。大排也一直是全市最公道价格,从90年代初的几毛钱到90年代末的1块2,真的是不二良心价。

不过在我记忆中,已经拆掉的二食堂是味道最好的食堂。二食堂的红烧肉排肥而不腻,酱汁浓郁,烤鸡块则皮焦肉嫩,让人唇齿留香。记得有年冬天,二食堂在晚自习之后还卖过水饺,虽然水饺里基本上都是韭菜,肉少得可怜,但在饥寒交迫的冬夜,那无疑就是一盘美味。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三食堂后面开始开设夜间大排档,以卫生和安全为噱头,炒螺丝加啤酒为招牌,生意很是红火了一段时间。白天,三食堂旁边的小餐厅则提供小炒现炒现卖,一份青椒炒肉丝大概卖2-3元,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同济周边的餐饮也一直很红火,都说每个大学校外都有一条美食后街,同济校园外可远不止一条美食街。除了流动性的大排档以外,最早在汽配一条街的赤峰路上就有不少小饭店,在同济合并城建学院、赤峰路转型为设计一条街以后,这些饭店迁走和关闭了不少,剩下的几家逐渐找到依托生存了下来。这里面最有意思的是“红辣椒”,红辣椒最开始开在现在的南校区门口,客人点菜后老板不开单子,跑堂的也不知道谁点的是什么,每每端出一碗面就高喊:谁要的炒刀削?有人答应她就给。不少人看出这个门道便选离厨房近的位子坐,见到跑堂的喊就忙说“我的我的”,即使后到也能先吃;甚至还有靠这个吃白食的,面也不点,钱也不付,大剌剌直接坐那儿喊“我的我的”。红辣椒被神往大酒店合并后这个有趣的现象才消失。

校门正门十字的东北角原来有一家“西北第一拉”,店名取得不算高雅但生意确实不错。店主夫妇来自西北,据说是来上海躲计划生育的,在同济校门前开了几年面馆老板娘的肚子大了好几回,后来估计赚的钱足够交罚款了,同时也配合校门前的整体规划,老板一家拖儿带女地回了西北。回想起来,他家做的凉皮确实是我在上海吃过最正宗的。校门十字的东南角,原来有一家“吉祥馄饨”,店面非常小,人手也不够,结果堂吃太逼仄,外卖又太慢,做了没多长时间就关了。

同济新村门口也是小饭店集中的地方,原来招商银行的所在在更早之前是一家叫“文苑”的酒家,算是国营大店吧,对面靠学校那头是个杂货店,杂货店的楼上也是个饭店。这些去处现在都已经沧海变桑田了。阜新路那边就稍微有些偏了,在“小山东”在密云路开分店之前,这里是它的发祥之地,当初只有一个门面,五六张桌子,老板号称是同济校友,整天睡眼朦胧地端着一壶茶坐着,店里都交给老板娘打理。小山东的对面有家“第一食府”,老板娘来自青海,说是来上海给儿子看病,因为和公交一汽有些关系,所以顺便开了这个店。同济把公交一汽这块地买下后,这家店也不见了。至于密云路那些饭店的兴起,大多是00年以后的事情了。

我们当年最经常去的应该是四平路校车队出口附近的一家小店,店名已经记不得了。店不大,当年我们也没有什么钱,菜刚端上来一人一筷子就没了,人还没醉酒瓶子也已经空了,到后面行酒令时输了已经无酒可罚,只好换成喝菜汤或者舔盘子,到最后酒干、盘净、夜深、扶墙归。

题图来源:https://tuchong.com/290946/3666490/

文/Athlon_BE
2017.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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