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漠家道文化，打造智慧家庭
XUE MO CULTURE
选自《中华文明》第1期
主编：雪漠
好学与知耻，通往圣贤路
好学不自满，力行不放逸。知耻近乎勇，通往圣贤路。
“好学不自满，力行不放逸。”永远好学，永远不觉得自己学的东西已经够多了；永远精进，永远不允许自己懒惰放纵。
孔夫子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在我眼里，每个人都是我的老师，每个人身上都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所以，一旦我发现了值得学习的东西，就会马上汲取，然后把它变成我自己的营养。学到任何知识，重点都在于用，学而不用，就等于没有学。有智慧不会用，也等于没有智慧。
儒家有个奇怪的词，叫“腐儒”，意思是，一个读书人很有知识，但只会在自己的屋子里摇头晃脑。释迦牟尼将这种人称为“焦芽败种”，也就是烧焦了、再也发不了芽的种子。这种人的特点在于，他们也许真的证得了智慧，但他们嫌利众太麻烦，只愿自己偷着乐，不介入世界，不去帮助别人离苦得乐，不去传播真理。这种人的快乐，就像再也发不了芽的种子一样，虽然曾经有过一种长成大树，为别人遮荫挡雨、给别人带来快乐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最终消失了。
无论是释迦牟尼，还是儒家的先贤们，都认为“焦芽败种”是很糟糕的，虽然他们能快快乐乐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这个世界明明需要很多人去传播真理，他们却视而不见，对别人的痛苦和困难不闻不问，这种人对世界没什么意义，他们存在或不存在，对世界来说都一样。因为，世界不会因为他们的存在而变得更加美好，也不会因为他们的不存在而少了一份光明。世界需要并且在乎的，是那些能够经世致用的人。
我一直很认可中国的湖湘文化，原因就在于它特别强调“经世致用”，在这种文化土壤的熏陶下，湖湘地区出现了很多能人志士，最有名的就是毛泽东、曾国藩、左宗棠等。
左宗棠的命运很有意思。人生最初数十年，他并不成功，先是科举考试失利，没考上进士——相当于今天的没考上大学——然后是无处施展抱负，过得非常失意。后来，通过别人的介绍，林则徐和他见面。在彻夜长谈之后，林则徐对左宗棠极为欣赏，认为只有他才能平定将来的新疆之乱。因此，林则徐将自己搜集的关于新疆的资料给了他，嘱咐他好好研究，将来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几十年后，新疆果然爆发了大暴乱，俄国势力介入，很多人都认为清政府不可能保住新疆，不如及早放弃，只有左宗棠极力反对。他带着军队，扛上一口棺材，义无反顾地进入新疆，最终赶走了外来侵略势力，平定了新疆内部暴动，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如果没有左宗棠的努力，新疆早就不是中国的一部份了。所以，左宗棠对中国的贡献非常大。
为什么林则徐才见过左宗棠一面，就认定他是一个能够承担重任的人呢？因为左宗棠重视经世致用。
左宗棠除了“四书五经”之外，还看了农业、地理等各种对治国有益的书，是一个有着远大抱负，也愿意扎扎实实学习、扎扎实实做事的人。他很有才能，无论在什么领域，都能很快地脱颖而出，远胜于一些笔头功夫很好、实际能耐不够的人。在这一点上，曾国藩也自愧不如。当然，曾国藩并不是一个只有笔头功夫的人，无论做什么事，他都愿意下笨功夫。左宗棠也经常骂他，嫌他太笨。但曾国藩的了不起，恰好就在于他的笨——他知道自己笨，所以任何事都肯下苦功夫，包括后来的操练湘军，带领湘军去打太平天国。当时，很多聪明人都觉得他不可能成功，但他偏偏成功了，这就是笨人的好处。笨人知道自己笨，所以比别人更加努力，往往可以做成一些聪明人做不好的事情。所以，曾国藩和左宗棠都是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从他们的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一种经世致用的精神和智慧。
儒家还提倡“力行”，就是每天坚持做事，不要懒散。在这一点上，儒家比佛道两家要强很多。为什么？因为佛道两家都提倡随缘、不争，人们往往会对此产生误解，变得消极懒惰，不愿积极地出去做事，只想随缘地在家睡懒觉、随缘地放弃。不管对于文化的命运，还是对于个人的命运，这种错误的“随缘”都很可怕。佛道的衰落，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衰落，都跟这种消极的人生态度有很大的关系。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没有这个问题，儒家也没有这个问题，他们都鼓励大家积极地介入社会、贡献社会、传播真理，尤其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基督教很积极，他们有一套非常科学规范的传播体系，他们的每一个信仰者几乎都是“雪漠”，都能承担传播文化的使命。再加上它们都是国教，有些国家几乎倾全国之力来推广它，因此，它的发展非常迅猛，影响力也非同一般。基督教进入中国的时候，就像大海之水涌进了乡村，有一种不可抵挡的味道。佛道文化的传播力度跟它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不可能与其相提并论。
这跟文化的内涵没有关系，若是以内涵为衡量标准的话，佛道文化跟基督教文化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三者首先在格局上就不一样，在追求上也不一样，这决定了三者在目的地上的差别。佛道文化之所以无法跟基督教文化抗衡，是因为一种不正确的随缘和惰性，这是中国文化中常见的文化基因，非常消极。基督教刚好相反，他们非常积极。基督教提倡教徒们办家庭教会，让每一个家庭都变成教堂，传播福音。因此，基督教的种子就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一阵风就能把它们吹到四面八方，影响大块大块的土地和人群。有一次，我到一个非常偏僻的乡下去，突然听到远处传来基督教的歌声，问过附近的村民，才知道那里正在依照基督教的规矩举办一个葬礼。当时，我深深地感叹于基督教的传播力度之大——他们的影响力竟然能遍及中国最偏僻的地区，让当地的中国人放弃长久以来的传统，真是厉害。
基督教的传播者还有一个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们传播的都是基督教文化的精髓，而很多佛道文化的传播者却在传播一些糟粕。这样一来，在不知情的人心中，佛道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文化，就变成了一种低层次的文化，也难怪他们不感兴趣，甚至非常排斥。比如，韩愈不是一个心胸狭隘的人，但他坚决反对佛教，甚至想要灭佛。为什么？因为当时的佛教展现出的不是一种积极的面貌，也不是佛家的智慧，而是一种糟粕性的东西，它对社会和人类不但无益，甚至有害，因此才会引起韩愈等有识之士的反感和反对。所以，佛教想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检讨自己，道教也是这样。
遇到反对的声音时，我们不能一味地责怪对方，认为对方不理解这种文化的优秀，认为对方心胸狭隘，不能包容不一样的声音，反而要真正地反思自己，看一看作为文化载体和传播者的我们，是不是展现出了这种文化的优秀？能不能保证自己传播的是智慧精髓，而不是文化糟粕？……千百年来，无论是佛家还是道家，都缺少一种彻底的反思、检讨和改进，因此，直到今天，佛道两家面临的困境都没有得到太大的改善。虽然偶尔也会出现一些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但从整体上看，发展趋势仍然是不容乐观的。
我们常说中国文化非常优秀，那么中国文化究竟优秀在哪里？假如有人用这个问题来质问我们，我们能很好地、充满自信地作出回答吗？我们能像传统佛教中的辩经那样，应对别人层出不穷、五花八门的质疑吗？
一定要明白，自从“五四运动”后书院消失，乡贤消失，宗族文化消失，新型教育兴起，中国传统文化就开始断裂了。而中国传统文化断裂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文化之根的断裂。从此，中国文化就出现了问题，真正的精髓始终没有占据上风。所以，民国之后，中国就很少出现真正的大师。即便有例外，他们也是传统文化、传统教育方式培养出来的，而不是新式教育培养出来的，比如鲁迅和胡适等。
现代教育是从西方引进的教学方式，它缺少对中国本有人文精神的传承。这些年，国家之所以一直倡导国学，提倡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就是因为发现了这个问题。因此，我们每个人都要承担起挖掘传统文化精髓、传承传统文化精髓的使命，这是有利于后世子孙、有利于世界的事情。
“知耻近乎勇，通往圣贤路。”知道什么是可耻的，坚决不做，并且敢于承认和承担自己的不良行为，就是最大的勇气。只要你始终能做到这一点，就是走在超凡入圣的路上。
知耻是儒家的修身训练中非常重要的内容。过去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说法，知识分子如果做了可耻的事情，就会自杀。清朝灭亡的时候，王国维就在颐和园里跳湖自杀了。关于他为什么要自杀，学界说法不一，很多人都认为他是忍受不了亡国之耻，所以自杀殉国。当然，废除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制也罢，推翻腐朽不堪的清王朝也罢，都没什么好感到羞耻的，相反，这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因为老百姓迎来了新的时代。至于这个新时代后来有没有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那是另一回事，因为中国历史的车轮还在继续滚动。但不管怎么说，王国维都没有必要为了清朝的灭亡而自杀。毕竟当时的情况跟南宋时期不一样，他即使有古人的风骨和气节，我们也不提倡这样的自杀。
不明是非大义的时候，人的“知耻”就会出现问题，往往会把一些不算耻辱的事情当成耻辱，又对一些应该耻辱的事情感到习以为常。所以，有的时候，人类是非常荒谬的。但不管怎么荒谬，提倡知耻，总比流行不知羞耻要美好得多。
现在，人类社会的许多负面问题，就和不知耻、不知反省有关。儒家提倡做人要知耻，明白哪些事情应该做，哪些事情不能做，就算万不得已时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也要为自己感到羞耻。
清朝时期，紫禁城里有一个专门教育皇子的上书房，那里的老师都是名家，他们会用特殊编著的教材来培养皇子，还会以圣人的标准来要求皇子，从小就告诉皇子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希望皇子将来能成为明君。不只清朝，很多朝代都会这么做，每一位皇帝都会用圣贤的标准来培养自己的接班人，他们都希望自己的接班人是优秀的领导者，能把江山一直守下去，但并不是每一位皇帝都能如愿的。比如，康熙很好，他的孩子也都很好，但明朝的好皇帝就不多，有些还非常糟糕。不过，总的来说，有没有接受过圣贤教育，结果还是不一样的。作为管理者，中国历史上大部份的皇帝都比普通人强，包括一些被评价为昏君者，其实也比普通人要强很多，否则，中国的封建统治就不会延续两千多年。比如，大家都说隋炀帝是个昏君，但隋炀帝开通了京杭大运河，人们对他的评价是“弊在当时，功在千秋”，可见他也算半个明君，可惜他用力过猛。司机开车不能只踩油门，还要学会及时地刹车，否则就必然会在转弯时翻车，导致车毁人亡，治国也是这样。所以，隋朝的国祚很短，只有不足四十年。
END
雪漠，原名陈开红，甘肃凉州人。国家一级作家，著名文化学者，甘肃省 作家协会副主席，广州市香巴文化 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和上海中医药 大学肿瘤研究所“人文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