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曾国藩日记一百一十五【713】2024-3-5

原文

早，清理文件。饭后会客四次，传见哨官二人。至府学看王右军墨池，即曾子固作记者也。至城外拜王霞轩，登舟小叙。中饭后核谢记寿引见恩折稿，习字二纸，温《南越传》、《循吏传》。太史公所谓循吏者，法立令行，能识大体而已。后世专尚慈惠，或以煦煦为仁者当之，失循吏之义矣。因思为将帅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不贵煦妪也。

是日辰刻，发家信，附寄易芝生挂屏四张，宣纸二大张。赵书“楚国夫人碑”八张。

咸丰九年（1859）三月二十四日

思循吏与将帅之道

这些天曾氏在温习司马迁的《史记》，今天重温《南越传》与《循史传》。

《循史列传》的开篇，司马迁作为这样一番议论：“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河北威严哉！”司马迁的意思是说，管理社会，靠的是法令与刑罚，所谓循吏，就是“奉职循理”，说白了，就是按照法规办事。

曾氏也是从这个层面上来理解太史公心目中的“循史”的：制定法令，严格执行，识大体、顾大局。而后世专以慈祥恩惠、温和仁爱这些方面来作为官员的标准，则失循吏的本意。曾氏由循吏而联想到将帅。做将帅的也是应当以遵循法令、以军纪军风严肃整齐为重要，至于温和仁慈则不是第一位的。

曾氏这里所谈到的，实际上是关于职责上的道理，作为治理一方的官员，考核他的主要依据，就是治下是否秩序安定，百姓能否安居乐业。一个良莠并存、鱼龙混杂的社会，要做到有序而安居乐业，依靠的是法令与刑法，能制定严明的法令刑罚，自己又能以身作则，这就是好的官员。其他则是次要的。作为一个带兵的将帅，考核他的主要依据，便是他能否打胜仗。靠什么去赢得胜利？军令与军风是关键，其他则是次要的。

曾氏是一个经世致用者。结合眼下的实际来读书，毫无疑问是他求取学问的主要意图。

原文

早出，巡视营墙。饭后清理文件，改信稿三件，申夫来久谈。中饭后温《左传》“僖公”毕。夜温文公十叶。

日来，心绪总觉不自在，殆孔子所谓“不仁者不可与久处约”者。军中乃争权絜势之场，又实非处约者所能济事。求其贞白不移，淡泊自守，而又足以驱使群力者，颇难其美道尔！

咸丰九年（1859）十二月初七日

处约者难在军中济事

这篇日记记下了曾氏身为军营统帅的为难事。

何事让他为难？原来，曾氏想在军中处约，但难以做到。什么是处约？约者简约、约束，处约即身处简朴与自律之中。为什么难？因为投身军营者，除极个别的如罗泽南、彭玉麟等信仰坚定者之外，其余的或为名、或为利、或为权、或为位，故而“军中乃争权絜势之场”。你要处约，别人不赞同，不效法；你想要别人也跟你处约，那基本上就是痴心妄想。

就拿保举一项来说吧！曾氏在守父丧时曾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认识到保举过严是导致人心不附的一个大原因。复出之后，他在这点上便改变了许多。他原来想坚持原则，但别人不拥护，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事情就办不好。而现在事情是好办了，但原则没有了。这一点，在曾氏心中是一桩为难甚至是很苦恼的事情。这是因为他心里是有原则的，即有约。当然，在别人如他的亲弟老九那里，这根本就不成为一桩事，哪里来的烦恼！

曾氏尽管不得不到乡随俗，但总的来说，他大体上还是做到了处约尤其在自身上要求严格。一个在最是只重目的不讲手段的地方，能基本上做到处约，做到立功与立德相结合，这便是曾氏最令人佩服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