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亮:母亲讲的抗战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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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56cun
2017.05.19 10:42 字数 7653

August 3, 2015在五柳村【人物与往事】发表,该博客已被屏蔽(海外仍可访问)。

现在的人难以了解:小人物和大人物的抗战路,都走的是很艰难的。

去年参加一个塞外沙地植树公益活动,晚餐时大家很兴奋,说了不少事,谈的也很远。有个中年朋友针对一种有人把抗战又说成主要是国军打的偏向,很是反感,酒后爆出极端言论。我接着说,也别那么绝对的讲,国民革命军里面,也有不少真抗日,英雄抗战的人。于是我就讲了作为普通的一兵牺牲在南京保卫战中的亲舅舅的故事,他就是国军唐生智部一名少年战士——李法吾,他不是作为战俘屈辱去死,而是作为战士挺身殉国的。讲完后大家热烈鼓掌赞同了我的看法。

我从小听母亲讲她的故事,教我唱抗战时期的救亡歌曲和解放区歌曲。母亲说我是胜利前整整一年出生的,取名有“抗战必胜,东海即亮”的寄寓。也很巧,上小学前我学的一句日语,就是“举起手来,缴枪不杀”,是我父亲教的。母亲告诉我,她的大弟弟,就死在1937年南京保卫战日军飞机的枪弹下。抗战前夕,舅舅在长沙楚怡中学上初中,1936年全国救亡学潮风起,他在学生会发起学运,被学校记大过两次,瞒着家里愤而投军,考入唐生智的宪兵部队。那时国军宪兵名声很不好,因被用来镇压学潮和救亡运动,母亲一直视为反动派的鹰犬,所以也没记下部队番号。唐生智部队重用一些湖南人,这批宪兵队以湖南子弟兵为主。1937年11月17日,蒋介石召集各路将领,问谁愿意负起防守南京的责任。唯有唐生智慷慨陈词:“抗战以来,我们中下级干部在战场上牺牲的很多,但还没有一个高级将领为国捐躯。我愿意防守南京,誓与首都共存亡。”

11月20日,唐生智正式就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在唐生智的指挥下,国军8万余人(一说11万,其中多属淞沪会战下来的疲惫、损伤之军)自1937年12月4日至12日,抗击数倍于己的日军,进行了悲壮的南京保卫战。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有人说唐生智没有履行自己“与首都共存亡”的誓言,12月12日晚乘船逃离南京,丢下几十万中国军民在震惊世界的大屠杀中惨遭日军杀害。唐本人也受到全国军民的责难。这些历史功过是非评价问题,暂且不去讨论,先弄清楚舅舅死难的实际背景,母亲一直说不清,她当时去汉口报考八路军学兵团了。

唐部的宪兵是12日下午作为司令部的部队,有组织地也也是仓促地撤离挹江门码头的。南京失陷后局势混乱,我舅舅战死的消息,不久也得到当局的通知,而一个侥幸逃脱回到湖南的战友,去家里报告了实况。他说,撤离的部队和百姓在下关码头抢着上船,渡往浦口,乱成一团。而疯传日军先头部队已追到附近。该部和宋希濂的36师维持码头秩序,却无法登船,傍晚,每人发给一个汽油桶,就是两个加仑的那种吉普车带的油桶,泅水渡江。这个老乡和我舅舅李法吾相继下水。12月的江水冻的刺骨(后来我渡江是7月份,脚还直抽筋),青年士兵奋力游向浦口(许多人并不会游泳,只抓住一块木板或一树枝),江面也有满载军人和百姓的渡船、小船。但日军战机赶了上来,向江面的船只投放炸弹,阻止撤离,特别又向江上泅渡的军人用机枪扫射,导致多人中弹。李法吾舅舅也就是那时被机枪打中,体力不支,他把油桶推给旁边的老乡,只说了一句“回去告诉我妈妈……”,就沉没了。那时候的人啊,视死如归。其时,他还不满十七岁。

我见过抗战时期一些娃娃兵的照片,战壕里站在凳子上才够上瞄准,多数该是学生兵吧。

我从来没有像我母亲那样谴责舅舅做了反动派的鹰犬,总觉得他是闹学潮投军的,去抗日嘛,投国军投八路都是投中国军队嘛,而且,尽管他没有面对面和日军枪战搏斗,但他没有作为懦夫——而是作为战士死在南京,在我心中,他作为平凡的英雄死去,永远值得怀念。如果今天国家要统计,我们家就有抗日战死的勇士,尽管他是国民革命军战士。作为保卫国家的军人个体,只要他没有弃枪投降,我们是不好指责和贬损的。

舅舅名叫“法吾”,有深刻的寓意。我外祖父李耀湘,是毛泽东亲自介绍加入新民学会的会员,当年新民学会组织湘人留法勤工俭学,就是他去操办的,后来他把这批乡亲一直送到上海码头登船。但他没去法国,追求救国理想持之不灭,就将长子取名“灋吾”以明心志。

现查部分其他回忆资料,12日中午,日军已占领中华门,14时唐生智颁布了撤退的方案:“一部(第三十六师与卫戍司令部人员)渡江,其他各部向周边突围”的原则,宪兵部队应与司令部在一起渡江。17时,唐发布突围命令,36师负责护卫司令长官部及其直属部队渡江,其余部队一概不许渡江,分别按突围路线赶赴任务地区。接着,他又口头命令,规定第87师、第88师、第74军及教导总队“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可过江,向滁州集结”,结果反而造成自乱,规定的正面突围的部队,除66军、83军遵照既定撤退计划和路线,当夜分由紫金山和栖霞山附近突围,取得成功,其他各部均没有听从计划,却擅自向挹江门方向撤退,希望自此渡江,顿时下关挹江门一带,挤满了部队和逃难的百姓,丢弃的车辆、马匹、物质混为一团,

几十架日机趁机盘旋轰炸。本来计划的船足够守军撤退(另一说唐已命令破坏了所有船只,背水一战),因百姓涌上船来,船只不够用,宪兵也未将百姓和其他部队赶下船,36师则开枪阻止混乱人流上船,结果集聚现场大量守军未能撤出去。能得到一个油桶武装泅渡,已算是湖南宪兵战士得到的特权了。当时在南京有四个宪兵团编制,估计也非所有的宪兵团都如此了。唐生智本人乘船渡江,于晚22时到达浦口(可见唐将军比宪兵撤走还晚了几小时),宪兵是晚饭左右下水的,到司令部过江时分,我的舅舅已殉国了。宋部的36师驻守挹江门,控制着小火轮,在司令部过江后也乘小火轮渡江成功。次日日军进抵下关码头,俘获大批被阻在岸边的军民,南京城也完全沦陷。这是一次不成功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母亲讲的第二个故事,是她亲历的,也涉及国民党的部队在第一年的抗战、惨败。

她在1937年4月到北平,想补习功课考大学,接触到一批参加过“一二九”的进步青年。适逢“七七事变”爆发,平津沦陷,学生反帝抗日情绪高涨,她和其他学生于8月才逃出北平,在天津组织了平津流亡同学会,坐船经龙口到济南,再转到南京。据她说,流亡学生在各车站和码头,都遭到日本军警宪特盘问、搜查、殴打,提心吊胆地到了南京,又回到了长沙。但她不知大弟弟投笔从戎,也开拔到了京畿之地。12月,她去汉口投考八路军学兵团,但到汉口,因战局变化学兵团停止招收女生,只能漂流在汉,借住女青年会,参加青年救国会活动,也接触到一批共产党人。后来也就借住在董老的司机家里。适逢我父亲参加“一二九”和后续运动后,也流亡到南方,在老家组织无锡青年抗敌工作团,声援淞沪抗战。上海和苏、锡沦陷后,他把工作团撤退到汉口,也去青年救国会、救亡协会参加抗敌座谈会活动,他们都听过周恩来、邓颖超和董必武等中共名人的群众演讲会,工作团的抗日青年,根据本人意愿,一些去到延安和华北,一些去到国民党部队。母亲在会上结识了武汉纺织女工代表张毅,这是一个大革命时代的老共产党员,由向警予介绍入党,曾为中共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这时刚从国民党监狱释放出来,母亲受到她的教导,亲昵地叫她“张妈妈”(要我们叫外婆)。张毅曾是武汉工人纠察队女队长(队长是项英),和周恩来、董老们都熟悉,董老也建议我父亲不一定非得去解放区,建议他挂牌做律师,认为法学是一片待开垦的荒土,要建设无产阶级自己的法制……我父亲挂牌掩护身份,实际让八路军办事处影响无锡抗敌工作团,组织爱国青年去到抗日前线。1938年元月,经张毅介绍,以及靠我父亲的关系,母亲到汉口新四军办事处考入“战时青年训练班”,到黄安(现红安)七里坪老根据地受训。训练班就在七里坪的秦家祠堂,那是秦基伟的老家,后来作为抗大分校的校址。那一期领导人是聂鹤亭将军,叶挺独立团出身,参加过南昌起义,长征老干部了,时任抗大四大队队长,八路军驻汉办事处高级参谋。他亲自给学员讲军事,讲政治课。训练班结束时,他送我母亲一本解放区印刷的《列宁主义基础》,一张他和周恩来在延安机场的合影。这个训练班是政训班。但训练班结束后我母亲并未分配到新四军部队,那时统一战线保卫大武汉嘛,国民党向共产党要政工宣传干部,经张毅的关系介绍,她回到武汉不久,就和父亲(那时尚未结婚),以及无锡抗敌工作团14名人员,还有张毅的亲女儿陈谦,组织了救亡进步形象的战地宣传队,准备到国军里面去。分配到国军第三师,母亲还记得师长叫赵锡田,黄埔四期步科的、顾祝同的亲外甥。当时部队正在咸宁驻扎,赵师长对请来的是共产党外围的进步青年,倒还是蛮真诚的,让他们先做驻地的群众宣传工作,也还放手。母亲就教唱救亡歌曲,绘制木刻、版画作墙报插画。平汉铁路恢复通车后,陈谦也回到山西根据地去了。6月,部队调到了九江,九江是武汉东部外围的关口,日军正扑向武汉,形势严峻了,他们在九江城的驻地不断被敌机扫射轰炸,师部只允许在夜间开展一些对士兵的宣传教育工作,教唱歌曲,而且由于政治观点问题,受到种种限制和控制(三师老底原本是陕军,后赵任师长,黄埔出身、顾祝同外甥,也算蒋的嫡系,也有情治人员监军),工作就很难了。不久,宣传队就被分化,有两人被分配去学收发报,两人去当文书,还有人自己开了小差……总之,计划的宣教工作停顿下来。战地条件极差,痢疾流行,我父亲染上痢疾,但战地医院缺少医药,被送到九江城里天主堂医院,三师政战处就趁机派我母亲去医院当护理,和今天的医院护工一样。但天主堂法国医生没有那么热情治病,看到日军抵近,他们不让军人住院,必须脱下军装。

平心而言,这个国军第三师还是一支很能打仗的部队,军事素质较高,师长对共产党有所了解,不然怎么会赶时髦邀新四军派员去做政工宣传呢。那个北师大女附中的卞仲耘,那一年不也是从湖南到汉口考八路军学兵团,又去国军战地宣传队活动的。三师在抗战初期的一些著名战斗,就有我母亲在九江时的马当要塞之战,马当在彭泽县东北,三师作为二线后备队,驻扎九江。九江地区保卫战是保卫大武汉的前奏曲。开始,骄狂西进的日军一再受挫,江防工程和要塞的大炮对日舰和陆军都起到了阻杀作用。赵师长时年30岁,母亲记忆中为英武儒将,乃白面斯文将军,对进步青年和蔼客气,该部队能攻善守,是一支抗日的功臣部队。“马当大捷”当时被国民党大肆宣扬,鼓舞士气,连我母亲也总是自发用到这个词。后来,该师南撤,参加南昌会战,后两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常德攻坚战和衡阳保卫战战功显著,并参加远征缅甸……但这个中将师长,是个很典型的悲喜剧人物,峰回路转。他在皖南事变中也“战功显赫”,率部攻占新四军军部,生俘叶挺军长。抗战胜利后,他受命参加内战,进攻我苏中解放区,配合张灵甫整编74师占领淮阴淮安,予我多有杀伤。1946年9月,该部被我晋冀鲁豫野战军于定陶战役中全歼,赵被俘。不过,次年2月,抗战有功的赵锡田和被俘虏的3千余名3师官兵全部被解放军释放回家,赵受中共委托,回到南京,争取自己的老部下率部起义,不久,赵锡田积极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一度入狱。1949年,赵锡田拒绝顾祝同要求(撤走台湾),和妻儿一道到巴西定居。1991年回祖国大陆探亲。所以总的看,他的一生是一个正直、爱国、治军严格,有才气的军人。

仍回来说九江之战败,这是我母亲在当时弄不明白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阻日寇长驱直入,力保九江、武汉安全,建立长江阻塞委员会,在江心建成一条阻塞线。并在两岸山峰关要处设有炮台、碉堡、战壕等工事,水面布置3道水雷防线,配置重兵防守。这就是母亲总在说的马当要塞。马当要塞由要塞守备队第2总队、第43军第26师一个营、守备第1营和第2营,以及炮兵第8团、第41团、第42团各一部守备;马当下游之黄山、香山、藏山矶及下隅坂、黄栗树、马路口等,由江防军第16军第53师和第167师防守。第21、第27集团军各一部和第23集团军唐式遵部分守江北的怀宁和江南的东流。负责九江前沿的马当—湖口一线防御的马湖要塞指挥官是16军军长李蕴珩,他办了一所为期两周的所谓“抗日军政大学”(不知是要模仿共产党还是要出风头),调16军的副职军官和排长及当地的乡保长离职训练。半月过去,战事日紧,但李蕴珩还坚持在6月24日上午举行结业典礼,令各部队上尉以上军官前来参加,会后在司令部聚餐。接到命令后,守卫香口江防的53师3

13团连以上军官和其他16军所属部队的军官都于23日晚去了马当镇,准备参加次日的结业典礼(另一传说是要召开庆功祝捷大会)。23日当夜无事。但训练班混有汉奸,已把情报传送给日军。24日凌晨4时,日军以小艇靠岸,偷偷从香口江边上岸,即向负责香口一带防守的313团发起猛烈进攻,该团连以上干部多已奉命去参加所谓“抗日军政大学”的结业典礼,对日军的突然袭击全无准备,战斗无人指挥,阵地乱成一团,香口遂告失守,随后,香山等阵地也相继失守。马当要塞的守备2总队总队长鲍长义,把所属3个步兵大队安置在马当以东的长山,依托这里的8个钢筋混凝土工事防守。24日拂晓,一直坚守在阵地观测所的鲍长义获悉香口失守,向武汉江防司令部报告,一面令所部严阵以待。日军在占领香口、香山等阵地后,于24日早8时,向长山发起了猛烈进攻。马当要塞遂告陷落。得知马当要塞失陷,蒋介石在武汉大发雷霆,马当要塞是长江门户,湖口、九江均无险可守,马当不守,等于长江门户大开。蒋下令必须收复马当要塞。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发布死命令:“香山、马当为皖、赣门户,其得失影响于今后作战之胜败甚巨。……务速恢复香山、马当要塞阵地而确保之。攻克香山及马当要塞区者,各赏洋5万元。如有作战不力者、畏缩不前者,即以军法从事。”

16军、49军等部遵命向香山日军发起大反攻,一度收复香山,予敌重创,但因敌援军大举而至,激战数日,终究未能收复马当要塞。马当战后,第16军军长李蕴珩以疏于防范,作战不力受到军纪制裁,而第167师师长薛蔚英更因贻误战机而受到枪决处分。日军攻陷马当要塞后,于6月29日以爆破队打开马当封锁线,疏通了长江航道,战舰驶近战场。随之,波田支队等部在海军的协同下,沿江继续西进,当日即攻占彭泽县。7月1日起,以陆海空军协同作战,猛攻作为九江门户的湖口,国军第26师刘雨卿部奉命死守湖口,经过数日激战,敌波田支队以施放毒气突破阵地,7月4日,湖口失守。按这一段记载的战例,我母亲所在的九江城,无险可据守,由当时的第29军第三师驻扎(后来三师划归第10军,在国军序列里又称“泰山军”),大致是7月5日到6日奉命放弃的。三师毕竟没在第一线死战,损失甚微,所以撤至南昌参加了南昌战役。但日军已到湖口,我母亲和父亲被教会医院坚决赶出来,与本来就无法管了的部队失去联系。

那天宣传队随部队急速南撤,部队没有担架抬病人,政战处给她一证明,让她护送病人到城南十里的蔡家垅找军医院。蔡家垅现已划属九江市区,但那时是在夜黑兵荒马乱中扶着病人走了十里地,迎面碰上从南面退来的部队和难民,均说蔡家垅在日军炮火之下,已经找不到什么人和军医院了。看来,日军已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包围了九江。无奈下,他们跟随散乱的溃军和难民,向九江西边逃亡。母亲在老根据地七里坪受训,训练班只有一支枪,他们也不是以军事训练为主,也没开过几枪。现在,他们要脱离大队,赤手空拳从九江到汉口,尝试国民党军队溃散的味道了。这一路,他们走的江西瑞昌,湖北阳新、大冶、鄂城,到武昌、汉口,走了七天七夜。一个身染痢疾未愈,一个到阳新时疟疾复发,几乎是一步步拖到武汉的。特别是日军先头部队有时甚至抄到难民前面,日军战机天天跟着西逃的难民、溃军扫射轰炸,飞机俯冲扫射时,离地只有二三十米高,连飞行员恶狠狠的面孔都看的清清楚楚!沿途有些山丘、树林和水田,渴了只有喝池塘的水,飞机袭来,要嘛到小树林或山边去,来不及跑了,就卧倒在路边水田里,下面是蚂蝗咬,上面子弹嗖嗖地从水面上穿过去。路边的树木上,就悬挂着刚刚飞上去的人体四肢,惨不目睹……散兵游勇没有干粮给养,她就沿路讨饭,讨点米,熬点稀饭充饥、养病人。好在这一路老百姓虽然穷苦,也国难临头,慷慨地支持了九江逃来的饥民。这可能是我母亲和父亲在抗战第一年中最艰难的一周了。

我明白,母亲在七里坪的受训,和这七天七夜的苦难,支撑她,培养了她的抗战和生活的勇气,几年后,在日本飞机不断的轰炸——燃烧弹的熊熊大火中,养育和带大了我们。

回到汉口,宣传队下落不明,他们也再不愿回到国军三师,武汉也吃紧了。她告诉了张毅妈妈,张答应如果紧急了,可跟她到武昌某地打游击去。但在汉口撤离乱中,她后来并未带上母亲一起走,这是母亲在那时不知就里的问题。张外婆确实到梁子湖打游击了,她把婆家的十亩田和几间房卖了(兵荒马乱还有人买田,也真不容易),买了几条枪,就下湖了。为什么她们在武汉会慌乱失散?直到解放后重逢,她才在北京告诉我母亲,她在武汉时,认识那么多共产党的要人,有良好的工人群众基础,能够神采飞扬的做抗战救亡报告,国民党也不得不尊重她,但她居然没有组织认可——飞扬跋扈的王明来到长江局,见到坚持武装斗争的张毅,立即停止了她过组织生活!王明窃据了长江局(后来南方局)领导地位,强调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通过国民党来实现救亡(确实那一年周、董领导下,武汉统战工作不错,国民政府也还配合。但让张女儿和我母亲去三师,不也是统一战线吗,为何不行)。特别是,王明清清楚楚记得,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张毅和一群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坚决反对和抵制他夺取中央领导职位,她总是和我讲“大闹四中全会”故事,后来,以参与罗章龙的“非常委员会”借口,把她清洗出中央了——紧接着,她就被捕,坐牢坐到国共第二次合作,国民政府不得不释放政治犯。

在武汉时,我母亲不知道这个老党员也是很困难的,说没有办法领导具体工作啊,安排要抗战的一个青年人啊。武汉那时是大革命以来第二次全民总动员的高潮阶段,天天几乎都是社会大变动的节日盛宴。工人群众、郊区农民、商人小贩、知识分子和学生、公职人员、难民、华侨,群情激奋,捐献、集会、募集和运输军用品、签名、报名参军,三镇整个成为不夜城。国民政府也在保卫大武汉总动员的几个月里,抢行军火枪械生产、军工修理,有组织和有秩序地将战略物资和设备疏散到大后方,在重庆建立了持续抗战的基地,长江航运一天也没断过。但张外婆居然只能如一个普通群众那样干,或者个人买枪打游击去。组织上不能承认啊!这段历史是在文革中,她面对面地告诉了我,什么是党的历史,比给我母亲更多地说了路线斗争。她在党史中的名字叫张金保。她从梁子湖的小股游击队,一直运动北上,找党组织,找队伍,她笑着说真是“流寇”啊。这直打到山西抗日根据地,找到了党组织,接上关系,找到了她的丈夫。但根据地审干啊,夫妻都被关起来审查,明天起来会怎么样?不知道,她说没被日本人杀死,可能被自己人干掉。现在的人难以了解:小人物和大人物的抗战路,都走的是很艰难的。她一直等到中共七大召开,毛泽东亲自为她平反,请她到自己家里吃饭,还开玩笑说“这喔子搞的咯,王明也是,知识分子给打成反革命,把工人老革命也打成反革命啦!”中央组织部长彭真和江青在座,大家也直笑。

小时候母亲讲的故事,深深印在我脑海里。我明白,那三十年代的救亡激情,一度唤醒和焕发了我们苦难的民族,凝聚了时代精神,迎来了新的中国,也将永远激荡在抗战中

日记本